[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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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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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沈元(一)

     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几十个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它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受刑而死时才三十二岁。

     “文化大革命”前﹐沈元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曾轰动一时。就因为他当过“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学术界纷纷告状﹐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人称“沈元事件”。 沈元受害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俄国大文豪陀思妥也夫斯基,年轻时是革命者,他也和二十来个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忽然沙皇尼古拉一世派人来宣达上谕,为他们罪减一等。拣了一条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终于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沈元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召唤﹐鼓舞着他的求生意志。别人都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但沈元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幸运。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此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五十多人的名单上就有沈元。据名单上的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大使馆,企图叛国投敌。还说他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究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到底如何“恶毒攻击”?不能问,问了也不给你回答。按当时的规定,叫做“不准扩散”。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后来私下了解,他闯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   “文化大革命”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准备判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特别是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意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铤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时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像: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于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 不久,我自己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一九五七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决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了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解放军﹐这就是极端的“革命”走向反革命结出的苦果。

    一,一九五六年的“多事之秋”

     沈元告诉过我﹐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一九五五年﹐年方十七﹐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应该说,他是时代的宠儿,没有想到最终却被时代所毁灭。

     沈元意气风发﹐志趣高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三大学术权威。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谁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自然招来异样的目光。    那时我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 (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我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的时候﹐(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我被调到(一)班。经就近观察﹐我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就在于他才华出众而又锋芒毕露﹐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本来﹐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他对我却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大麻烦。 五十年代﹐按历史系教授向达的说法,史学界只放五朵花,第一朵花就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似乎颇为时髦。沈元经独立思考﹐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份﹐他支持秦汉封建论。

    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又放出第二朵花: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以为这是史学之谜。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科学。何以不问: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短?可见﹐认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标准模式﹐才会以短论长。但一时之间,这个自寻烦恼的难题激励了研究,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说﹐他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他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的时候,撰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我们入学后半年,赶上了一九五六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国内和国际都发生了许多大事。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此颠簸起伏。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二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说:北京市已经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进入社会主义了!斯大林发明了“一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人又进一步发明“一市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当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以为已置身于理想社会,却不知正是灾难临头。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盛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六十多人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作主题报告,他宣布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这说明共产党不再把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作异己者,而是自己人了。又说在新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认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批评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2)周恩来还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种提法,比起后来的“超英赶美”来,较为实事求是。只是“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不是一切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接近”也是灵活的概念,只要缩短了距离就是接近。)会后,一扫自反胡风、肃反以来知识分子心头的阴霾。     四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产党内高级干部的多数人对这个方针怀有抵触情绪,有人说:“从此天下多事矣。”。苏联人也认为中国人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3)毛泽东后来透露:“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4)

    五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在怀仁堂向高级干部和各界知识分子两千多人作报告,进一步阐述这个方针,消除疑虑。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这正是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的种种自由。他还说到另一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5)陆定一的此番名言傥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宣部被毛泽东说成“阎王殿”,陆定一就成了“大阎王”。 一九五六年确实是个自由化的年份。(6)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开放唯心主义》。他是留学德国研究康德哲学的,但他开的《康德哲学批判》从来没有讲清楚。这篇文章大概说了心里话,却讲得很清楚。人们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精彩的一篇文章。哲学系首开纪录,讲唯心主义,由金岳霖教授开设《罗素哲学》,由贺麟教授开设《黑格尔哲学》等课程,不加“批判”。其它各也系都开设了一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课程。史学界也不是只放五朵花了。自由化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文章是《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发表的,作者特地声明,指的是一九五六年,一月“惊蛰”,四月“和风”,下半年就是早春天气了。他在文章中说:“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他甚至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解放”。报纸上经常报道某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吃香。挤公共汽车时﹐见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觉地让他先上。北大办公楼或大饭厅放电影,中间最好的位子总是留给老教授。 大学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每个周末,大饭厅都举行舞会。文艺社团的演出,精彩无限。一九五六年的中秋,未名湖畔的草地、树林,湖中的石船、岛亭,围坐着一圈一圈赏月的人群,轻歌曼舞,欢声笑语,心潮与湖水共荡漾。还有一队队的行吟诗人,拉着手风琴,沿着未名湖边走边唱。我们班的男同学唱了起来: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那美丽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哦?”   女同学接着唱: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 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下面两句,她们唱得特别带劲: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呀, 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哦。” 有一个男同学说:瞧你们这股狠劲,谁还敢等待呀! 中秋之夜曲终人散,已是翌日凌晨。后来我在北大生活的二十多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再也没有见到这种欢乐的景象。多少年后老同学相聚,都说,最难忘,一九五六年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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