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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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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勉习近平先生(东海随笔九则)

东海老人:勉习近平先生(东海随笔九则)
   
   《关于基督教,驳斥自由派》
   曾有自由派责问:
   

   “你以上帝不存在为由一再攻击基督教,很无谓。儒家不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对上帝存不存在这一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就算上帝不真,何必无情揭破。鬼神虽难实证,圣人可以神道设教,何况基督教的传播有利中国民主化,孔子重来,纵不支持,一定闭口不言,不会象你这样毫不留情地将基督教置于死地。”云云。
   
   答以三点。
   
   一、我论道讲理,确有些不留情,但我没有能力也不打算“将基督教置于死地”。
   相反,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包括信仰自由。我也非常欢迎基督教依理“回击”。如果对方辩不过我,如果真实有理的直言批评就是“攻击”,就会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正好说明基督教教义的不如实、不如理,而且恐惧言论自由。其实基督徒也多知道,科学、真理和言论自由才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
   
   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言出自《庄子•齐物论》。成玄英疏:“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谓众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乡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辩,所以存而不论也。”上帝确是“超六合之外”的东西,不仅完全无法实证(既无法科学实证、又无法自心实证),而且已为科学所破斥。我依据科学常识和儒家义理而论,完全应该,倒是基督教,虚构这么一个东西来信仰来宣传,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三、关于神道设教。《易•彖传》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古今学者往往解曰为“圣人以神道设教,教人信神。”都是错的。马一浮说得好:“《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显道神德行,谓其道至神耳。岂有圣人而假托鬼神之事以罔民哉?设教犹言敷教耳。绝非假设之意。”
   
   另外,“基督教的传播有利中国民主化”之类歪理,早已被我驳倒,不赘。在儒家,道德高于一切,假托鬼神之事以欺骗、愚弄人民,不是儒家的风格;道理高于一切,因为“有利”,就对明显假冒伪劣的东西“闭口不言”,甚至“利用”之,也不是儒家的风格。道理最重真实,信仰最重真诚,是不能这么功利的。况且建立在假冒伪劣基础上的“利”,未必真,就算真,也必不大、必不久。
   
   对于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儒家都主张维护它们的信仰、言论之自由,这是王道的宽容;同时对它们的不如实不合理之处乃至某些歪理邪说予以严肃的批判,这是开启民智、诲人不倦。两方面相辅相成。2009-6-30东海老人
   
   
   《勉习近平先生》
   网上看到一句警句,颇有儒风,录此共赏:
   
    “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从个别、局部及表面看,此言未必成立,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人物,真心实意地把群众看得很重,却被群众看得很轻。但从整体上根本上看,这是真理。大爱必有回报,大善必有回报,这是人世金律。
   
   兹引申两点。如果群众在心里的分量重到一定程度,“我们”是负有相当社会、政治责任的政治家及文化人,必然会从物质、思想、精神、文化、道德等各方面关心群众,把群众疾苦放在心里。所谓吉凶与民同患,所谓圣人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以天下之吉凶为吉凶,都是此意。
   
   这样的人,自然会致力于不断开明政治、优化制度,从而争取让每一个群众都获得最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幸福。当今中国政治无道、官吏无耻、文化人无文、知识分子无知、群众无保障也无道德,根据民众愿望、时代要求,正是需要重新“制礼作乐”的时候。
   
   其次,如果群众在心里的分量重到相当程度,那么,“我们”就会只管付出而不管“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既使不被群众理解,照样情系群众,乐于付出。
   
   这句警句是训示各级干部的,作者叫哲欣。据明报文章分析,乃是习近平化名。(据《明报:从习近平化名短文窥第五代新思路》)如属实,得提醒习近平先生一下:这样的话说说容易,行之实难,不解儒学、不识自心仁性者纵有所行,也往往持之不久,或者说“滑”了,成了口头禅。
   
   谨此希望习近平先生言行一致,言出必行,言出法随(法律、制度建设与言偕行),使“把群众重重地放在心里”这样一种很高的政治道德,通过道德政治体现出来,通过具体的民情关怀、民意尊重和制度优化体现出来。同时在政治、社会实践中不断加强道德践履,提高返己功夫,一直返到自心深处,证得自已和广大群众本性之平等相通。那样,自然会把群众看得极重,也终将会被群众、被社会和历史看得极重。习近平先生勉之。2009-6-30东海老人
   
   
   《警惕“假洋鬼子”》
   针对东海“举仁义之旗,重制度之礼”的主张,于桑曰:
   
   “中共形左实右骗人的统治下,儒教只是个帮凶。你也不必骗人。你的说教不值钱。在中共的统治下,道德只能坏下去!”
   
   寥寥三言,大错有二。一、当今中共非左非右也非中,根本不是什么形左实右,这个问题我刚在《儒家既反左又反右》谈过,不赘。
   
   二、儒家在政治上坚持民本原则,强调主权在民。在历史上对君主制有过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帮助”,乃是对“历史中的现实”的某种尊重,而以道制势的主张,仍体现了对“历史中的现实”的超越。在民主时代,儒家的民本原则自然会追求制度的保障。至于求诚求真、绝不肯骗人,言行不二、不限于“说教”等儒家常识,兹不详论。
   
   另外,“在中共的统治下,道德只能坏下去!”之言改为“在专制特权的统治下,道德只能坏下去”更准确。因为中共不是铁扳一块,而是一直在变,今后会走向哪里,取决于很多因素,与民意的流向、时潮的走向、文化的导向及儒家说教的指向都有一定的关系。
   
   于桑,不知何人马甲,但这类观点肤浅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在自由派、民运圈中相当普遍,被一些“假洋鬼子”持之以恒地当作真理来宣传。越宣传,他们自身就越边缘化,离中国人民及民主自由就越远甚至相反。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化是一定的,但与“假洋鬼子”们没什么关系,相反,他们还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制度进步和优化的障碍。南辕北辙,此之谓也。
   
   这类观点充分显现了“假洋鬼子”们是非不明、黑白不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弱点,同时还暴露出以儒家为敌、与中华文化为敌的心态和倾向,不仅是孺子不可教的问题,值得爱我中华、进我儒家的有志之士有所警惕!2009-6-30
   
   
   《复海归网友》
   海归网友跟帖东海曰:
   
   “性本无善恶,系后天环境影响。善是儒家对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本意是好的,但也因此引发了很多问题。性本恶听上去很难接受,但却未很多有益的制度建立创造了更合适的理论基础。”
   
   所言“性本无善恶”不错,但以此否定儒家性善论,以为“善是儒家对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则错了。儒家性善论,指的是本性至善。人的习性才有善恶可言,本性则是超越世间善恶概念的。儒家性善论超越而涵盖中西方的各种性恶论及准性恶论。
   
   关于性之善恶,王阳明四句教实已讲透:“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之体即是本性,意之动则成习性。2009-6-30
   
   
   《复呈明诗友》
   呈明诗友在《修阴功,积大德》后写道:
   
   “当代人多急功近利,小事也要扬成大事,时代呼唤大德之人。老师,我以为当代需要良知青年,正如那个年代需要热血青年一样。”
   
   首先,儒家不仅不反对功利,而且追求大功大利。只是儒家的功利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符合仁义原则。这叫正其义而后谋其利、立其德而后求其功。当代人不重甚至不要道德,一味急功近利,必然为功利所役,最终自误误人。
   
   其次,应该说我们需要良知热血两相成的青年。没有良知的指导,热血可能偏离正道,冲动过度,野蛮化;没有热血的沸腾,良知容易变成空谈,耽虚滞寂,空洞化。集良知热血为一体的人,不论性别年龄,都是时代的需要。2009-6-29
   
   
   《尊熊子为圣》
   《圣贤论---兼谈儒家进德次第》造就,将儒者分五大类: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大人。将熊子(十力)与孔子孟子朱子王子(阳明)并尊为圣。五大圣人,将深入又超越时间之长河,与天地同久,与吾道同尊。得一联曰:
   
   古有孔子,今有熊子,天不灭,道不灭;
   大哉儒家,伟哉华夏,文在兹,某在兹!
   
   顺及:尊熊子为圣,不仅世俗之人不服,乍闻之下,儒门中人必多有不服。《圣贤论》已予详细论证,不服者不妨阅后再议。2009-6-29
   
   
   《人最需要敬畏和信仰什么》
   人有没有出息、能不能自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的条件和制约,更取决于其人内在修养如何,是否“敬畏”良知,这才是最为根本和关键的。有“神徒”曰:
   
   “人没出息极了,不可能自律,人需要敬畏神。”
   
   需要敬畏神、有神的制约才能有出息,本身就是没出息的表现。说这话者,没有出息、不能自律是肯定的。不过,如果真能“敬畏神”,那么,多少有一定的他律(神律),或比一般不能敬畏神的人多少要好一些。
   
   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真能”,真的相信高高天上有一个神的存在。如果并非真信,仅是因为“需要”才信,因为“需要”才假装出信的样子来,那是无效的,
   不仅无效,而且有弊,比如让人虚伪化乃至装神弄鬼自欺欺世等。
   
   其实,纵然有神或外星生命,也非创世造人者,无论其智慧提前开发到什么程度,其本心本性必与人类平等,神之有无,在未实证前,可以学孔圣存而不论,人最需要知道的是: “敬畏神”的人心才是真神,人最需要敬畏和信仰的是作为本心的良知。2009-6-29
   
   
   《汤金钊的自尊自信》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有一则《汤文端遗事》:
   
   “萧山汤文端公金钊,为嘉道间名臣。相传未第时,其封翁设酒肆于镇市。除夕,诸客饮散,惟一叟独酌,漏三下,犹不言去。翁促之曰:“今夕岁除,人各有事,客可归矣。”叟唏嘘曰:“垂死之人,何以归为?”翁讶曰:“叟何事为此言?愿明告我。”叟曰:“余半生止一爱女,昨岁被奸人诱拐,近始得耗,知鬻诸京都和相国邸。欲往见之,而远道三千里,非徒手所能往,行死沟壑耳。”翁曰:“附粮艘入都,不过十余金,我尚能为子谋之。”叟拜谢而去。明岁,出金资其行。至都,见女,知为相国专房宠,诸姬莫敢争夕。问父何能来,叟告以故。是岁为乾隆某科乡试,时文端已为弟子员,方应举。相国疏其名,以授浙典试,遂领解。入都应礼部试,谒座主,语之曰:“子之得解,和相力也。宜急往谢。”文端愕然,归即托病,匆匆南归。和败,始赴会试,成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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