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法国《费加罗报》6月4日常驻中国记者谭静的采访报道：http://www.lefigaro.fr/
   
   1989年“六四”时，陈西先生是贵州省贵阳市某大学的一名老师，政工干部，中共党员。“六四”前陈先生积极参与当地的民间社团组织活动，担任贵阳市沙龙联谊会（该会“六四”后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取缔）民主选举的第一任会长，他长期与大学生相处，积极参与了贵州当地的“六四”活动。惨案发生后，陈先生等人还组织了由各界人士自愿参加的“爱国民主联合会”。
   
   陈先生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惨案发生时贵州当地的情况：

   发生天安门惨案时，我们贵州有一些零星的绝食，堵截军车，和堵路的事。情形不如北京的规模大，也比较平和有理性。但是，中共当局就像精神病虐待狂一样容不得学生和市民们的和平示威游行，“6、4”过后，他们疯狂地向参加过“6、4”运动的公民和学生报复。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贵州省因“6、4”被中共关进大牢的就有百人以上。
   
   “六四”惨案后，陈西先生就由于积极参加当时的活动而受到了当局的制裁。他说：
   “6、4”惨案后，我被当局以“反革命非法组织罪”逮捕，随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5年，我们组织“中国民主党”，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要求政府重新评审 “6、4”，然而，不为中共政府所容，继而又被极权政府以“反革命集团罪”判我刑期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至2005年出狱，“89”以来，我共被一党专制的极权政府判刑13年。现在我一直在中共极权政府的打压之中，每月要被公安传唤1-3次；受监控，失去人身自由是经常的事。出狱后，公安先是威逼家人，要我妻子与我离婚；随后，经常威胁我，要找我亲属谈话，说：“中国的企事业单位都归共产党管，谁不听话，工作就难保”，“你家人都在共产党管辖下的中国工作、生活，你难道不为你家人想想！”我家人有6人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有失去工作的，被调动工作的。现在我女儿刚参加工作，当地公安又发出了威胁的声音。一党专制下的中共把“多劳多得”的原则转换为了“不服从者不得”。
   
   陈西先生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以在海外的中文媒体网络发表文章维生。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基督徒、反对派人士、人权捍卫者。他将“反对派人士、人权捍卫者”作为了他这一生事业。自然，在一党专制的中国，陈先生从事的工作使他成为一名被共产党政府专政的对象，全方位被监控、被管制、被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是随时随地在发生的。举例来说：2008年陈西先生失去人身自由约一百五十天。其中，奥运前后，他被24小时管制4个月，从五月“瓮安事件”、“6.4”始，至9月；其后的10月“国庆”，12月“国际人权日”有近月时间被软禁。
   在中国，只要官方认为敏感的时期，陈先生都要被管制。最近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是祭奠过世的亲属和祭典先烈的时节。在写本报的这篇采访稿时，陈先生又接到了当地公安的传唤，让他第二天到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去。
   
   作为一名中国的反对派人士，陈西先生对我们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看法：
   “六四”事件发生时，我还是一名中共的党员。在这以前，我还对中共及其政府抱有幻想，认为中共是人民的政府，会考虑民众提出来的正当要求，中共不可能会做出与数百万学生和民众相背离的事。“六四”事件的发生，让我彻底的改变了。我不再相信中共，我认清了中共反人类、凶狠的豺狼本性。我承认，我曾经是一名受中共党文化灌输后的受害者之一。
   从某种意义来说，是20年前的那一事件唤醒了我，使我不再做中共治下的愚民。我把“6、4”的篇章看着是中华历史上民族转折点的篇章，她郑重宣布了中国千年专制史的死刑！她是现代文明世界的判决书，她宣布了暴政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终结！同时，20年前发生的事也宣告了自由、宪政民主、人权的当立！和“6、4”精神的存在，“6、4”一代的成长。我认为我属于“6、4”一代。“6、4”虽然带给我们许多痛苦、悲伤、遗憾、绝望、流血和惨境，正如十字架一样，那上面的牺牲品、惨状、流泪、哭泣却化为对我们的爱和祝福。基督徒因十字架而有福，我因有“6、4”也蒙了福。
   而制造“6、4”惨案的中国共产党却有祸了，它的根基从此开始彻底坍塌！数千学子和公民的鲜血击中共了极权统治的要害。中共反人性、反人类的事实暴露无遗。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自己会站起来揭开这一真相，自己化解自己身上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