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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献给丁子霖

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献给丁子霖》 (9/4/2006)
   
   1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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