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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杨继绳: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万家按语]
   
   杨继绳学长指出:“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可谓一语中的。全文请阅读:
   

   
   ZT杨继绳: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杨继绳
   
   
   权力
   
   什么是权力?麦克斯·韦伯说:“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很多学者指出了权力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须,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对权力需要有制衡。
   
   国家权力是上述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通过国家机器和法律的强制、通过对资源的集中和配置、通过国家控制的舆论工具等多方面,使全体国民服从领导集团的意志。
   
   国家权力如此强大,它可以取得社会上任何个人、任何团体无法做出的成绩,也可以制造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祸害”,就是对国家可能犯下罪恶的恐惧。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主张维护国家权力;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强调限制和制衡国家权力。
   
   在改革以前的中国,国家包揽一切,国家权力完全吞噬了社会。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国人享受了国家权力造就的“两弹一星”等巨大成就的光荣,也饱尝了因权力钳制社会生产力而造就的极端贫困,遭受了国家权力制造的反右斗争、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人祸。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统管一切、包揽一切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这正是三十年GDP年均增长9.8%的主要原因。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限制国家权力、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然而,直到今天,国家权力制造的行政垄断还广泛存在,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政府部门“设租”、企业“寻租”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改革三十年在经济上成就显著,但在权力制衡方面的制度创新却乏善可陈,有些方面还从上世纪90年代倒退了。例如,原来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省委还有一定的监督作用。90年代中期以后,由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人大这么一点微弱的制衡都取消了。上行下效,各级的权力都缺乏制衡力量。这种情况从行政部门漫延到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各单位的一把手有无限的权力,大事、小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学者们用“威权政治”来描述这种政治体制。威权政治比过去的时代有进步,但和民主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资本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窑事件、毒奶事件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但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份,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用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阿瑟·奥肯在他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说:“我为市场欢呼,但我的欢呼不会多至两次。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一有机会,它会扫尽其它一切价值,把社会变成一架自动售货机。”他指出,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使得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他认为“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但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
   
   
   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危害社会的暴君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这是腐败的制度原因。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今后的改革的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改革目标是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转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
   
   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要破除政治垄断,开展政治竞争。这正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
   
   现代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时,应当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
   
   加速民主进程需要政治改革。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社会矛盾会不断积累,最终可能发生爆炸式的突变。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执政集团要坚持民主政治的方向,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民间力量的积极推进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改革,二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应当是下一步改革的动力模式。
   
   (原载《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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