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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女記——給母親節的禮物


   生兒育女是聖人也難免。只要是孕婦、產婦,人們都會比平時更關懷她,但是我卻很坎坷,我沒能享受到孕婦、產婦該有的待遇,然我沒有怨恨,我只有遺憾。
   
   我育有三個女兒,沒有了當奶奶的福,只有做外婆的份,我在一本書上看到「什麼是外婆」?是吃剩飯,燒飯洗衣,事實證明,一點沒有錯,但我是心甘情願的。
   

   我的女兒都生活在動盪不安的年代,生活困苦。她們的父母都是右派,因此她們的命運都帶有「原罪」,注定是來受苦受辱的。
   
   大女兒生於一九五九年底,為祝願人們能善待她,給她起名「幼吾」,採用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讓人們不但疼愛自己的孩子,也疼愛別人的孩子。
   
   一九五七年是我人生自出生以來遭受到最大最殘酷的變化。我從單純的青年學生成了政治犧牲品,打入了敵人之列。我從無邪的天之驕子,成為受歧視的階下囚,從此時時陷於強勞力,受污辱的戴罪之境。我從驚訝這些變化,到習慣這些變化,並在變化中尋求生存之道,我漸漸堅強。
   
   一九五八年底,我在經歷了在學校打掃廁所,放鴨養豬。並到林場墾荒植林,種薑種紅薯,又回校參與大煉鋼鐵等等強勞力懲罰之後,學校對我輩有了暫時的鬆懈—允許我們回家過年。此時我的父母,因為成份地主,父親又在國民黨內任過要職,即使年過六十,也在下鄉務農之列。父母親被下放在杭州郊區錢塘江邊江沙沖積地,名為新沙的地方勞動。那日我沿著江堤尋訪他們,據說附近梵村是宋周邦彥的故里,雖江上白帆點點海鷗飛翔,但是父母親流落在此生計困難,景色縱好又有何益?若干年後我曾和米哥舊地重遊,陪他來寫生水牛,這和五八年的感受真是天壤之別!和父母小聚後,拜別他倆,我到河北大平原的白洋淀畔,藥材之鄉,安國看望勞動中的陳朗,我們都處在右派處置的等待中,我第一次深入北方農村,那時的貧窮、荒涼令人震撼,時在冬春荒欠之時,公社食堂吃的是帶砂的薯乾窩頭,清水燒乾菜湯,其他一無所有。
   
   光禿的棗樹林,乾涸的溝渠,我們所居的土屋也是泥牆冷坑冷灶。但是公社發動農夫農婦寫詩,牆上刷滿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詩句」,陳朗的任務是在粉牆上為這些詩配圖。人們生活在虛妄的謊言中。在安國賈村,有一件事值得一記。我在山東德州轉道往石家莊的火車上,結識了一戶農民,祖孫三代都從德州探親回安國,彼此留下了地址。我在賈村期間獲得了他家的邀請。他家在安國城郊,小小的四合院整齊清潔的庭院,那一頓便餐我一生難忘,居然有白麵饃饃,菜肉豐盛,比之漂母的一飯豐富多了,可是我沒能報答,後來生活情況每況愈下,我連問候都沒能做到。一九五九年冬,陳朗已從安國農村轉往關外的桑乾河上文聯勞動基地,在冰天雪地裏勞動。我將回到新沙父母身邊,生育大女兒。
   
   「新沙」顧名思議,是錢塘江邊不遠年代沖積成的陸地,這裏沒有家學淵源的舊家,沒有深宅大院甚至沒有百年老樹,加上日寇曾經蹂躪,這裏一律茅屋村舍,父母親寄居在鄭姓農家,他家騰出一間茅舍供父母安家,我上次來時即與父母同住在鄭家。鄭家有一男二女,小妹玉英尚在讀初中,大哥已有子女另門別過。長女玉琴嫁杭州,在紡織廠做女工,家住孩兒巷,小門小戶平頭百姓,住的是泥地青蓋瓦的平房小屋。姐妹倆都很善待我。
   
   我此番回杭,父母親的境況有了些變化,他們向鄭家購買了一間羊舍,位於村口池塘邊,去袁家浦的路邊。茅草頂,竹籬牆,但算是另立門戶了,門口尚有空地,母親開墾了一半用來種菜種玉米,尚有一小半供夏日乘涼吃飯場地,沒有鄰居,有些離群索居算是自由天地了,承玉琴相邀我去杭城的婦女保健院生產,產後幾天住在她家的小屋中,過幾天即回新沙養息,我在預產期相近時到了玉琴家,她這間小屋只鋪設一張大床,此時二姐從鄉下勞動所在地來陪伴我,準備照顧我產後的生活,母親則在鄉間靜候。二哥昌穀在美院任教,居南山路韶華巷,父母的生活靠他的微薄工資養活,所以刻意照顧他,不讓家中那麼多右派、反革命、地主份子干擾他。其實今天看來,這些都是沒有用的,運動來了該挨整的還是挨整,但那時不敢去韶華巷二哥家,只能擠在孩兒巷玉琴的寒冷的土房裏。我在傍晚一人進的婦女醫院,至淩晨六時許孩子出生,折騰了一夜,非常艱難。「生子才知報娘恩」。在一夜的
   磨難中,我想到了天下的母親所經歷的痛苦。回到玉琴寒冷的土房裏,既在嚴冬,又沒有經驗,遂使孩子在兩天裏即經歷了肺炎、高燒、抽搐、痙攣,又急著送回醫院。孩子病危,不能吃奶,我得了奶癰。即使如此,出院後,還有吃不完的奶水,每日還要擠出兩杯給二哥的同學補身用。
   
   當二哥得知我的情況後,將我接到了韶華巷,與二姐一起渡過了滿月。在六○年春節前,我們去了北京,陳朗亦從懷來回來,一家三口過了短暫的日子。早在一九五六年,陳朗在劇協分到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在朝陽門外芳草地。這是個值得紀念的地方,是我們後來二三十年間唯一擁有過的家。陳朗很快返回懷來,我和大幼生活在這芳草地五號十院,這間原先的小書房中,書架和書架之間牽上繩子掛滿了尿布。取暖的煤爐,變成煮飯的鍋灶,養花的古瓷盤,用來栽蔥。算是安頓了一個童話似的家。我們的未來尚不可知,但也有幾件賞心樂事的事情;那時北京的戶口極難報上。可是,我和大幼報上了。我持的是福州福建師院學生遷出證,大幼是杭州婦女保健院的出生證,初春和陳朗一起到神路街派出所報戶口,兩位年輕的女民警值班,並沒多問就報上了,值班員的態度相當和善,神路街派出所在我印象裏是一所好派出所。在我居住北京直到離去遷蘭州,其間沒有一次來詢查,來審問過,這和我後來在蘭州的生活遭際相去太遠了。那日報上戶口,回到芳草地,鄰居們聽了非常奇怪,以為不可信,因為同院的電影明星李大德父母是從上海郊區遷來的,經各方努力報了一年戶口還沒報上。我們真太幸運了。但是後來右派處理陳朗離京赴甘肅,我和大幼原可以不同行,能留在北京,可是我又輕易放棄了北京戶口,與陳朗同行,「西出陽關」。不過,其後文革期間,留在北京又是什麼情況,又誰能逆料?
   
   還有一件愉快的事是袁二姐來訪,在我們將赴蘭州,袁敏宣二姐夤夜造訪,她在胡忌的帶領下,出朝陽門,那時芳草地一帶還甚為荒涼,她穿過瓦礫滿地的鄉間荒地,來到我們的小平房,我們煮螃蟹招待,時當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困難年之際,竟然在京尚有螃蟹出售,實為難能可貴。她還到床上看望了熟睡在裏壁的大幼。這也是我們與袁二姐的最後一面,文革中袁二姐死於非命。
   
   還有一件小事,但記憶深刻,陳朗一度自懷來調回,在京郊文聯勞動基地放羊和趕驢車,一周內到王府井大街文聯食堂拉裝下腳泔水以供餵豬,裝泔水等驢車須在清晨四、五時前離城,因此陳朗要在頭天晚上趕了空驢車進城,在食堂裝車完畢後回家耽擱大半夜,於次日清晨趕車出城。是冬夜,北方寒冷,陳朗戴棉帽穿棉大衣臃腫笨重。出阜城門之後,「優哉悠哉」地坐在驢車上抽煙,煙灰落在棉衣上著火冒煙,他竟渾然不覺,路人驚異的目光竟也未提醒他,直到皮膚灼熱才知道,好在天寒地凍未釀成災難。
   
   一九六○年深秋,右派最終處理,陳朗發配西北蘭州,我決定相隨出關,同甘共苦。我們整頓行裝處理家俱,分贈古董,可是書籍捨不得捨棄,減了又減,尚留有七箱運往蘭州。蘭州物資短缺,與首都北京情況大異,百姓的副食供應等於零,即使是每月二十四斤糧食定量,也大多是代用品、雜糧,至於嬰兒的營養品,有錢也沒處買,何況我們無錢。陳朗曾在省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搶了。陳朗本來體弱,經不了幾個月的折磨,他即患水腫,臥床了。
   
   那時的蘭州,雖已不是毛驢馱車賣水時代,但還是數條街只一個水籠頭,用水票購水,還是定時的,我在蘭州十年,挑了十年的水,那是後話。蘭州天寒,大量用煤,但是不像北京是送貨上門,要自己挑回,一冬成噸的煤,我是一人挑回,我年富力強,不以為苦。後來有了三個孩子,全是自己帶領,自己餵奶,上街買菜,一手抱孩子,一手提籃,兩邊衣角各牽扯一個孩子,我不知愁苦,我所愁苦的是無情的政治運動,抄家批鬥。
   
   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將生育二幼,考慮到蘭州物資匱乏,大幼體弱無人替手,與母親商量決定回杭郊分娩,得能照應。此時父母親仍在錢塘江邊新沙村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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