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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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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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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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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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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来源:民主中国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年了。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即将大学毕业;那一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大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根本不相信摩肩接踵的北京街头发生过开枪杀人的惨剧。在那个鲜血汩汩流淌的晚上,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六四"仍然是一个禁忌,依然是一道黑幕。"天安门母亲"不能公开悼念死去的亲人,伤残者继续受到粗暴的监视和骚扰,还有若干所谓的"六四"暴徒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之中。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出面道歉,没有任何一个开枪的士兵现身说出亲身经历。真相调查、罪责审判和国家赔偿更是遥遥无期。生活在真理日渐暧昧不明的"后六四"的中国,我们的眼中何为善,何为正?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县城里,每天晚上在收音机前泪流满面地收听BBC和VOA的电波里北京开枪杀人的消息,然后在日记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对邓小平和李鹏的咒骂;十二年前,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在北大的一位老师家中看到他挂出了一张邓小平的遗像,他说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他的一生,与此同时,他却忘记了主导"六四"屠杀的也是同一个邓小平;六年前,我在美国纽约领取"万人杰"文化新闻奖并发表纪念"六四"的演讲,回国之后,在丁子霖老师家放映颁奖会的录像带,看到一半的时候,刘晓波与我一起抱头痛哭,这是我与晓波多年的交往中,他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五年前,我在美国芝加哥参加杨逢时女士主持的"六四"音乐会并发表演讲,"六四"逐渐从数万名领取"六四血卡"的中国移民的生活中淡出,但柔弱而坚韧的基督徒音乐家杨逢时,却将一年一度的"六四"音乐会坚持至今。

   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在圣经中发现了"赎愆祭"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之下,我找到了纪念"六四"的最好的方式。北京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是在"六四"之后信主的,当时他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作为旧约神学的专家,金牧师认为,作为旧约中规定的献祭之一,赎愆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包含了"补赎"的意义。赎罪祭是指人在得罪神之后如何消除罪孽,上帝如何宽恕已经忏悔的人;而赎愆祭还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修复彼此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恢复(当然也包括国家、政府、政党与个人的关系的恢复),需要加害一方对受害一方作出一定的补偿,这种赔偿应当多于受害一方的损失。如果没有这种赔偿,就不能大而化之地说"向前看"、"彼此包容"。最近有一部韩国电影《迷羊》讨论到此问题的时候,受害人追问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原谅加害者,上帝便先宽恕了他?"受害人有权作出这样的追问。因此,上帝专门设置了赎愆祭,赎愆祭中献祭的物品,需要依据它的货币价值予以估价,动物与它的货币价值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关系。
   "赎愆祭"在旧约中先后出现三十一次:《利未记》中出现二十三次、《民数记》中出现两次、《列王记》中出现一次、《箴言》中出现一次、《以西结书》中出现三次。其中,第一次出现是《利未记》之五章六节:"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赎愆祭所强调的是爱与公义的平衡:只有爱没有公义,无法弥补受害一方所承受的苦难;而只有公义没有爱,亦无法让加害一方获得心灵的解脱,从而结束"冤冤相报"的循环。近期所发生的关于以"和解"的智慧来解决"六四"问题的争论,如果放在赎愆祭的观念之下,则可迎刃而解。解决"六四"问题的大方向,当然是和解而不是报复;但和解是有原则的,绝不是和稀泥。没有真相,便没有和解;没有道歉,便没有和解;没有赔偿,便没有和解;没有释放,便没有和解--这里所说的释放,不仅是受害一方从苦毒中释放出来;而且是加害一方从罪孽中释放出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首先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恢复。释经学家田雅各指出,赎愆祭是为着救赎我们脱离罪行。我们乃是罪行的果子,虽然因主的代赎而得救,但仍不时犯下各样的罪行。献赎罪祭乃指明为何人而献,献赎愆祭乃指明为何罪而献。献赎罪祭,只为了承认我是罪人;而赎愆祭则为明显的罪认罪、献祭。赎罪祭着重我们向神所犯的罪,赎愆祭则多注重得罪人的罪。人类靠主的恩因信称义,也要靠主的宝血成圣。赎罪祭关系到人类在神面前的地位,赎愆祭关系到人类与神的交通。我们得罪神,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亏欠人,就向人赔偿。
   在我们民族走向"和解共生"的道路上,赎愆祭的不可省略的起点。圣经中,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悔改需要有与心思意念相称的言语和行为。一个人(包括一个国家、民族、政府或政党)不能只是将悔改隐藏在心中,就像邓家人对外界曲折隐晦地表露的那样--"老爷子"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六四"开枪杀人颇有悔意。仅有"悔意"是不够的。赎愆祭乃是悔改的第一个具体步骤。那些热衷于祭孔、祭黄帝和炎帝的官员们,为何不及早开始赎愆祭呢?如果加害一方不承认罪愆、不公布真相、不作出赔偿,甚至还要继续压制受害者、阻止真相的揭示、强词夺理为当年的屠杀寻找合理性,如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言不惭地以"珍惜这些年来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搪塞何时平反"六四"的提问,仿佛屠杀是这二十年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加害者的罪将是何其的大!受害者的冤屈不得伸张,加害者更是深陷在罪恶之中,中南海的烟波再浩淼,也散不去那腥浓的鲜血的味道。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能有一个持久的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吗?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自己的赎愆祭,赎愆祭不是共产党和杀人者的"专利"。让我们忘却,是官方精心策划的庞大的宣传教育系统所要达成的目标;而我们自己的内心,何尝不想主动忘却,何尝不想选择一种看似轻松的不分何为善、何为正的生活。"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圣经中所说的,不仅是指共产党,也是指我们所有人。二十年来,我们身负怎样的罪孽?丁子霖老师所说的那种"冰冷刺骨"的社会氛围,我们都是参与制造者。那些声称别人可以去死、自己却不能死的学生领袖,那些拿了"六四血卡"之后却跑去欢迎来访的胡锦涛的"爱国华人",那些不将"六四"真相告诉孩子的父母和老师,那些教科书的编辑,那个否认杀人历史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那个为江泽民写传记的金发碧眼的花旗银行董事……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吗?其实,我们也在"他们"之中:少年时代,我在日记中咒骂邓小平和李鹏,我以为我跟他们不是同类;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邓小平,都是李鹏。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
   我们的怯懦,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冷漠,构成了二十年的霜刀雪剑。在回避"六四"、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与神同行这些事上,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和华人基督徒都有罪了。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经常听到牧师和信众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为在上掌权者祷告,这是圣经中的教导,这当然没有错,我们确实不应当仇恨当权者,尽管他们在做那些倒行逆施的事情;但是,我却极少听到有人为天安门母亲祷告,为汶川母亲祷告,为三鹿婴孩的母亲祷告,为冤屈者和受压者祷告,为苦痛者和孤独者祷告。有一次,当我提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的时候,有人立即反对说,那是搞政治;但这些貌似敬虔的人从来不会认为,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祷告,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是的,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固然是应当的,但不为无权者与哀哭者祷告则是不应当的。这种透骨的势利与功利,不是圣经的教导;这种透骨的势利与功利,是我们身上显明的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那些杀人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面对"六四",基督徒和教会何为?我们要祷告,要安慰,要医治。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由此,我想起了彼岸的"二二八"事件。一九九五年,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亲临"二二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并公开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同年,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如果将这一年当作当局全面平反"二二八"并实施赎愆祭的时刻,那么爱和公义是在四十八年之后来临的。在此之前,在那多么漫长的岁月里,难属们只能暗夜饮泣。在侯孝贤的电影中,有一个模糊而忧伤的背影,让人欲哭无泪。最早在台湾发起"二二八难属祷告会"的苏南洲弟兄回顾说,惨剧发生将近四十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党外才开始要求平反,一九九零年教会界才开始出面表达关怀,"自此在朝野关怀者共同的努力推动下,才在百般艰辛中逐渐突破,最后无论真相公布、元首道歉、建碑建馆、金钱补偿、设和平纪念日及恢复名誉等当初二二八受难家属所提出的要求,也都逐一完成,十足展现出台湾朝野在面对如此巨大政治历史事件中的智慧与勇气,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未改朝换代的情境下做到过的,而足令国人骄傲的创举。"是的,区别善恶,分辨对错,站在善的一遍反对恶,站在对的一边反对错,不是政治,不是解放神学,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异象、每一个基督徒的十字架。尽管基督徒不能"贪天功为己有",但台湾的基督徒在"二二八"的赎愆祭中,确实没有缺席,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在那弯曲悖谬的时刻将自己全然摆上。那么,大陆的基督徒以及与大陆有着血脉联系的海外华人基督徒,能在"六四"的赎愆祭中缺席吗?能理直气壮地说"六四"与我们的信仰无关吗?
   我不是"六四"的亲历者,更不是"六四"的受害者。有一次,北京警方通宵审问我的时候,那个循循善诱的"老大哥"好奇地问我说:"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问他一句:"你也是做父亲的吧,假如你的孩子被杀死了呢?"他恼羞成怒地说:"你不要诅咒我嘛。"遥远的纪念,是因为记忆与道德相关?是为着仇恨与愤怒?或者是敷衍与表演?虽然我的反问在那一刻奏效了,但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反问多少有些苍白。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当孩子在我的臂弯中酣睡的时候,我才知道父母的心肠,我才知道如果父母被迫与孩子死别,乃是人间至大的痛楚。当年,在军队开枪的消息传来之后,七十多岁的袁相忱老牧师不顾自身的安危,跑到硝烟弥漫的街上去传福音,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灵魂,那种在枪林弹雨种来去的信心,才是基督的门徒的信心;如今,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荣神益人呢?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世间所有的父母都能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团圆与安康,我们当义不容辞地与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来完成这迟到的赎愆祭,正如王怡弟兄在《行过死荫的幽谷》一文中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什么可以胜过独裁者呢。就是选择与丁子霖女士及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打一场母亲的圣战'。就是一场行过死荫幽谷的圣战,一场以爱去成全公义的圣战,一场以善胜恶的圣战。一场反对者在道德上更高尚、在人格上更高贵、在灵魂里更慈爱的圣战。当你决意站在这一场圣战中,你就知道,共产党人已经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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