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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性的误区

   
   
    近二年,我在学习“忏悔”的功课,其间重新阅读俄国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老托尔斯泰,实在是有新的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与一些主张剧烈变革的社会主义者来往频繁,并因此被捕。经历了送审,亲耳听到自己被判死刑,又死里逃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段非人的经历使他的人生观发生根本的转变,由激进派退出皈依了耶稣基督。他的转变受到激进派的抨击。陀氏的转变不是出于怯懦,而是他在现实中洞见了一个真理:革命手段不能消灭罪恶。他在其作品《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一系列作品中,对人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他反复阐述这个主题:人有原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成为革命者(去革人家的命),而成为一个忏悔者,发人深省之处在於:他从一个被(专制制度)迫害者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象:屈辱开启地狱之门,它使灵魂堕落,使它扭曲变形,令人萎顿又狂妄,令人怯懦而心生怨毒……陀氏在受苦受难中下了灵魂的地狱,经历了痛苦与罪恶的深渊。对自己灵魂的正视,常常把他弄得不知所措。有一次他跑到庄园主屠格涅夫家去叩门,然后把屠格涅夫当红衣主教似地招认--对自己的不满。屠格涅夫聆听著,呆若木鸡,并鄙夷地流露出:一个体面人怎麽竟可以对自己不满呢?屠格涅夫那付伪君子架势,令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受凌辱,但他仍然无法克制对自己的不满:“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多麽瞧不起自己……可是,我更瞧不起你,我告诉你的只有这些!”
   和陀氏不同的是另一大作家托尔斯泰,属上流社会的贵族,但是他通过对上流社会的观察也正视了人性恶,但他并没有仅止於此,而在寻求解救之道。他主张不以恶抗恶,接纳并实践忏悔--这来自于上帝的救赎之道(中国作家从来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从前我读《复活》时,以为老托尔斯泰发闲愁,捏造出涅赫留道夫这个白痴来,如今思之,就有一种很深的感动。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要表达的是:上帝之光穿透一个黑暗而痛苦的灵魂所产生的能力--忏悔。这能力促使涅赫留道夫不耻于降卑(注:涅赫留道夫公爵由于自己的荒淫,一手造成了他姑妈的使女(兼养女)玛丝诺娃的悲剧。他始乱终弃导致后者先沦为妓女后沦为罪犯,她的苦难从此成了涅赫留道夫的十字架。之后,他以忏悔之心想挽救她,而使自己的灵魂得以被赎。)涅赫留道夫接纳了上帝的能力,他的心灵获得了更新、释放、提升,由此获得另一层次的自由。
   托尔斯泰的深邃之处在于:他的同情是在玛丝诺娃一边的,可是玛丝诺娃却拒绝了涅赫留道夫的悔改、拯救,后来嫁给了一个革命者,远赴西伯利亚流放。结果,忏悔使罪人涅赫留道夫得赎,而革命及革命者们有没有使玛丝诺娃们获得新生呢?近百年的阶级斗争史已经使此有了答案。
   我之所以比以前更加喜爱这俩位伟大的作家,实在源于一个很深的感触:当红色恐布渐渐稀释之后,大批曾经受过迫害的人,或是控诉或是批判那个时代的黑暗。比比皆是“受迫害者”,而鲜少看到迫害者们的剖白和忏悔。凡是从大陆出来的朋友,大约不否定这样的事实:自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人,尤其是识文断字的人,不同程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过“迫害者”。还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既是被迫害者又是迫害者。
   曾几何时,中国人整体地上演了一幕“红海洋”的历史荒诞剧--偶像崇拜。这种恐怖而荒唐的现象延续几十年。我的一位女友写过一篇分析文革现像的文章,名叫《集体的罪恶》。
   但是,中国人偏偏缺乏罪恶感。
   所谓具有中国特症的“专制心态”的形成,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的灵魂从来就没有释放过。它被压抑,被束缚,被扭曲。就像一座封尘许久的屋子,从未被阳光照射,黑暗也就无以谈起。
   海外民运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精神危机。如果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为了解决中国的黑暗、专制而一再采取了外部行为“武装革命,阶级斗争”而一再失败,如今倡导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一代人则一直在一个误区中深深地陷溺。这就是人性的误区。
   百年前,在另一个专制制度下生活过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从高度的精神危机中,洞见了“天之道”。他们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洞察并指出了人类的灾难之源,而人的原罪靠人类自身是不能彻底解决的,需要至高者的拯救。他们分别从二个不同阶层(前者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后者是被监禁被流放的受难者。)殊途同归地皈依了耶稣基督。他们的人生经历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忏悔者。
   忏悔是一种积极的痛苦和解脱,可以使被污染被扭曲的心产生质变--由丑陋的蛹蜕变为自由美丽的蝴蝶。忏悔是人性堕落的救赎之道,这本来是我们赖以保持健康人格的一种生命行为,也是“自由”赖以保证的常青之树。但是,西方人渐渐在丢弃这个救赎之道,而中国人对于之,简直是一块死土,中国人的人性阴暗面的积淀特别深厚,“罪恶感”几乎是麻痹的。鲁迅先生悲叹过中国人惯于当看客、自欺、食人血馒头等等国民劣根性。我感到中国人的罪恶感迟钝,也应是国民劣根性之一。没有罪恶感就没有忏悔的需要,而一个民族如果从来没有“忏悔”这个心性活动,那国民人格就不完整。
   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或是久被专制制度奴役的人们,如今,首先面临的是灵魂得释放,被医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对大陆人是新的,也是逃避不了的。(《海外校园》第九期,199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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