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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疯人院《大地震纪实》序-康正果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工业托拉斯大搞垄断,地方司法出现诸多弊端,再加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种种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引起了民众极大的不满。好在美国自建国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私营的报刊和出版业向来都主持着批评的论坛,针对那些亟需革除的社会弊病,一批新闻从业者发起了一场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和呼唤正义与良心的运动。在一本名叫《麦克卢尔杂志》的刊物上,记者们专就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和圣路易城的舞弊行为作出了轰动一时的系列报道;另有一本题为《屠场》的纪实小说,作者辛克莱以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实曝光了芝加哥食品加工业唯利是图的黑幕。对此类充满义愤的言论,老罗斯福总统起初似乎颇为不满,他借用班扬《天路历程》中一个人物从不抬头仰望天主的荣耀,只知埋头收集污秽的掏粪行为,把“掏粪者”(muckraker)这个语含讥讽的指称加在了那一群记者和作家的头上。但记者作家们却挺起当仁不让的胸膛,先是欣然接受了总统的贬义赐名,进而在他们“掏粪”的事业上干出了赢得总统支持的成绩。后来,正是在掏粪运动的促使下,罗斯福政府在司法、行政和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了限制大财团垄断的“反托拉斯法”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食品卫生法”。
   
   老罗斯福显然比毛泽东及其它中共领导人有雅量多了。我查看了一下他那次针对记者们掏粪行为的讲话,讥讽归讥讽,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他还是向公众作出明确的表态,说他坚决支持作家和记者在讲坛上书刊中对政界、商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不法之徒及其恶行严厉抨击的做法,只要他们揭发的罪行绝对属实,便是做了有益社会的事情。由此可见,民主社会最大的活力在于其政府不但敢于面对各自的社会现实,且能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做出及时的纠正和改变。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年的那个掏粪运动在美国不管闹得多么猛烈和轰动,假使总统不开明,政府未做出积极配合的行动,就很难谈得上什么显著的成效。
   br />与美国政府对民间批评的积极反应完全相反,中共集团一直都是靠掩盖事实真相来维持其不得人心的统治的。今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来,这个党权政府从来都不许新闻媒体发表任何披露真相的报道。虚假的境况构成了中共脆弱的存在,它的见不得真相披露,一如靠黑暗肆虐的魔鬼最惧怕照入魔窟的阳光。在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得按上级的指示办事,他们不但不得有丝毫的美式掏粪之举,还要时时为掩盖真相而大量地造粪。六十年来,中国媒体制造的谎言不知凡几,恐怕把全世界的计算机加在一起进行统计,也难以逐条查清。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一块的封杀就不必在此多说了,即使进入了号称“ 大有进步”的改革开放年代,胆敢公开掏粪的作家和记者依然处处遭受打压,重则投入监狱,轻则失去工作。比如像《地震疯人院》这本新书的作者廖亦武先生,二十年来,就是因坚持要向公众披露被掩盖的真相,要向外界说出不许说的实话,一直都被中共政权的造粪机器压制到九地之下。中国的现实就是如此肮脏,你要掏党和政府的大粪,他们的专政机构就先把你贬为狗屎。
   

   通观廖亦武已发表的作品,我一直隐隐觉得,对于突发的恐怖灾难(cataclysm),他本能地具有灵敏的感应和顶风而上的牛劲。置诸西方文学批评的语境,他似乎属于那种颇有启示录(apocalyptic)气质的作家。早在发表于二十多年前的“三城”系列长诗中,他就对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发出过预感性的呼唤。长诗的主人公阿拉发威被描述为一个在灾难的大潮中肆意弄潮的英雄,他好比污水深渊中长大的一条白鲸,越是卷入腥秽的涡流,愈益激发出毁灭的威力。
   
   长诗发表不久,天安门大屠杀在北京发生,对现实政治一向缺乏认识,也从无兴趣介入的廖亦武不知是神授命还是鬼附体,突然对解放军开枪扫射行人,坦克车履带轧过人群的灾难产生了强烈的诗意反应,以致在一夜之间,挥笔疾书,草成诗体控诉《大屠杀》一篇,并亲口朗诵和录音,制成录音带四处传播。那一切都发生在远离杀人现场的四川。真正的灾难很快就落到他头上,为此一反革命书写罪,他坐了四年大牢。经过号子内活地狱的作践折磨,诗人头脑中原发的灾难想象力犹如铩羽的鹰隼堕入猪圈,一身的硬骨头受尽敲打,在被迫吞咽下污秽的生涯中,他练出了一介诗人的硬肠胃。在记录看守所非人待遇的《证词》一书中,廖亦武如是说:“猪毛出在猪身上。为了透彻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像苍蝇一般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得提防着吃巴掌。但你生来就是干这种脏活的,犹如远古的医生,通过尝人的粪便而知道时代的宿疾。”“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啃头去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时尚记忆发酵过时记忆的馊味。”这既是残酷的自溺,也是坚韧的反刍,要见证生命和人性被“平庸恶”糟蹋到何种地步,一个人不得不脏了手伸进藩溷,从污秽中洗涮出真实。
   
   这一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练就,对廖亦武自一九九四年出狱至今的写作取向至关重要,同样,要准确地理解和欣赏他那些作品的特征,也应对他接受和表达的能力先有所认识。廖亦武没有碰上美国掏粪者那样的好机运,无论是挖权势阶层的丑闻,还是搜罗大人物的猫腻,从来都与他无缘。当采访过中非洲小皇帝的《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一再追问廖何以不写中共高官或当今的新富,而始终在畸零人、落魄者、卑贱的一群中兜圈子时,廖亦武向傅讲了他一出狱即堕入社会底层的经历。底层和卑贱就是廖亦武本人的生存境况,是业已铁定给他的身份和地位,他一直在挣扎摆脱,但他的处境一如他书中所写的那些人物,不管干什么事都像踩进泥坑,且大有越陷越深之势。除了埋头苦写,他几乎别无选择。结果,他只好把被迫的选择作为抗拒的使命承担下来。他苦笑着向傅好文解释说:“如果我有公开采访高官的智力,就不会坐牢,更不会倒霉这么多年了。”
   
   廖亦武所做的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掏粪工作。为完成他的系列访谈,他深入到乞丐、流浪艺人、上访者、失业者、打工农民、法轮功练功者、老地主、老右派等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中,从他们被粪土一样踹入阴沟的贫贱生存中挖掘出党和政府蓄意掩盖和拒不承认的穷困、辛酸、无望和冤屈。这些文字自然不温馨也不美好,乏煽情便难以媚俗,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只会让党和政府感到抹黑了他们“伟光正”的形象,因而被视为玷污了当今盛世的脏书,严禁在大陆范围内出版。
   
   好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已有所进步——当然不是中共自身的进步,而是随着党权专政的衰落,疲软的禁锢已经漏洞百出——,国内发不出去的文字,尽可送到国外出版,网络警察看管得再紧,也休想杜绝互联网的传播渠道。毛泽东时代那种关起门打狗,连一声惨叫都传不出去的封杀早已一去不返了。廖亦武陆续完成的书,先是由台北的麦田推出三大卷《中国底层访谈录》,随后是香港的明镜印行了他的《证词》和《中国上访村》,接着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连续出版了他的《中国冤案录》两卷和《最后的地主》两厚册。所有这些以访谈为主的纪实作品,都向海外的中文读者赤裸地暴露出中国大陆上另一个世界贫瘠的面貌和黑煞的风景。
   
   近年来,廖亦武独特的掏粪文字在欧美也逐渐引起重视,翻译家黄文便从他已出版的访谈录中选出二十七篇,译成英文,汇编一集,以The Corpse Walker(取自该集所收的篇名〈赶尸目击者罗天王〉)为名,在去年由兰登书屋的Pantheon Books出版。书出在具有掏粪爱好的国家,自然比在轻松文字泛滥的台湾书市上要受欢迎多了。廖亦武得了一笔远比他以往所得中文稿酬的总数还要丰厚的版税,因此才得以在成都附近买到一套小小的公寓,至此,二十年累累若丧家之犬的颠沛生活总算可告一段落。他与他再次找回的伴侣小金女士欢快地装修起新屋,很想营造个他们自己的琴台,好过几天相如伴文君的安宁日子.
   
   不巧就在这时候,突然爆发了汶川地震。廖亦武二十多年前在诗行中涂抹的噩梦如今轰然一响,踏入了现实,震得他那个居住小区的新楼群东摇西晃,吓得楼中的住户好多天都不敢回家睡觉。如上所述,廖亦武的神经和文思与灾难的元素似乎有某种同构的联系,地震的爆发在他的眼前顿时呈现出一幅“大地抽羊癫风”的景象。大气候大环境中那一总体的歇斯底里氛围立刻感染了他的情绪和手脚,他深入地震灾区,开始了新的采访。从去年五月十二起,他开始记他的大地震日记,一直记到了七月十八。在那两个多月的四处奔走中,连寻访带抢拍,笔录与摄影图文并茂,如今就收在这本题为《地震疯人院》的新书之中。
   
   这是一部将四川地震灾期中的众生相活生生保留下来的图文实录,很钦佩卡普辛斯基的廖亦武虽不具备那位波兰官派记者的历史意识和全球视野,但却以他敢吃腐肉的胃口和翻遍垃圾堆的毅力——这一点令我想起了英文scavenger一词有趣的含义——而见长。他的日记和摄影为我们保留了从映秀镇到北川那奥兰城(见加缪《鼠疫》)一般封闭的绝望和死亡,那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裸露的恐惧和焦虑,在央视节目广而告之的温总理流眼泪和胡书记发慰问之类救灾花絮的镜头外,廖亦武这部书的确为我们抢救出了被官方自始至终以造假、虚饰和种种救灾表演作掩盖而活埋掉的大地疮痍和人间溃疡。
   
   所谓抢救,在救灾行动中向来都有两个方面:就政府出动的救灾人员以及民间团体中的自愿者所承担的义务而言,是全力以赴抢救灾区民众的生命,阻止灾情的扩大和蔓延,尽量减弱和挽回灾难造成的损失。但新闻媒体则承担着另一方面的抢救使命,在全球信息化的今日,记者总要在第一时间把灾区现场的情况通过录音、摄像和文字综述及时地公布给外界。他们抢救的是真实和现状,从东南亚海啸到新奥尔良风灾,不管可怖的灾难选中了地球上哪一块地方,记者都有责任向全世界报告真实的灾情。真实,详尽,及时,样样都是目的本身。伤亡破坏到什么程度?政府和社会的救灾工作到底做得如何?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关注?是天灾还是人祸?天灾中又有多少人祸的成分?对所有这一切情况的报道都会促进救灾的工作,争取到外界的帮助,同时也会从侧面对灾区政府的作为起到监督的作用,使发生在灾区的一切活动都聚焦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
   
   但在中共控制的中国,上述的国际准则向来都是行不通的。一九七六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但直到几十年后外界才得知那次震灾中死了二十四万人的数字。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由于大跃进和公社化在中国造成了遍及农村的饥荒,中国人仅被轻描淡写地告知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仍是在几十年后,才逐渐传出那三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实情。还有很多很多人祸导致的天灾或天灾后增生的人祸,六十年来,统统被死捂上盖子,不但不许媒体真实报道,而且造出弥天大谎,甚至把民众的每一次遭灾都顺手牵羊地转化成政府救灾的功绩。毛主席常说的“坏事变好事”指的是什么?就是把民众的灾难冶炼成党的荣耀。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胡温政府依旧大施惯技,企图一手垄断救灾。这是因为此次地震的发生本身就有严重的人祸成分。地方政府是否压下或隐瞒了预测信息的事,姑且存而不论,仅就明知龙山断裂层的存在,还要就地大搞三线建设和乱修水坝而言,党政机构的决策者就明显负有诱发地震的罪责。更不要说倒塌的校舍下被压的小学生死伤那么惨重,比较而言,政府的办公大楼却比其它的民用建筑更坚固抗震。在天灾的突袭下,经不起公众评议的弊政已暴露无遗,心怀惊恐的官员们自然怕涌入灾区的媒体记者报道出真情实况,更担心社会闲杂人员介入其中揭他们的底,掏他们的粪了。因此他们及时抽调人力,布置防线,对一切非官方的救灾组织和个人自发的救灾行动,均作出严加排斥的表示,到处设下拦截的关口。扬汤止沸,心劳日拙,脆弱的党神经就这样蠢笨地干了一系列削弱救灾效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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