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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二)


   
   
   
   三、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

   
    在六四大屠杀中,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所杀害,他们是付出最大牺牲的六四受害者。而血腥的六四屠刀在残杀和残害无辜生灵的同时,也将死难者家属和重殘者家属瞬间推入了黑暗和凄苦的无底深渊。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重殘者一直处于痛苦和悲愤的煎熬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站立起来,互慰互帮互助,逐步走上了见证屠杀,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公元2000年,这一群体被外界命名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1、这一群体所经受的惨痛和煎熬
   
    1989年6月5日中午,当丁子霖获知儿子蒋捷连的死讯时,她悲痛欲绝,无以为生。6月14日,当张先玲终于见到儿子王楠的遗体时,她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6月5日,周淑庄在邮电医院太平间见到了儿子段昌隆,她的心一下子冰透了,全身血管好像凝固了,浑身上下麻木了。6月24日袁力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母亲李雪文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6月4日下午5点多,徐珏在复兴医院发疯似地扑向儿子吴向东的遗体,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来了!6月3日晚,当罪恶的子弹夺去站在身旁的老伴马承芬的生命时,杜东旭“真如五雷轰顶,痛苦万分”,“若不是子女和亲朋的劝说”,他都不想活下去了。6月7日,当北大化学系88级本科生孙辉的死讯传到宁夏石嘴山市家中时,母亲痛不欲生,头发一夜之间全白。6月11日,吴定富和老伴在邮电医院见到浑身是血、惨不忍睹的儿子吴国锋遗体时,两人当场昏了过去! 7月5日上午,当“最残酷的现实终于水落石出”,父亲郝义传在复兴医院见到儿子郝致京的遗体时,一直饱受煎熬的他,精神几乎崩溃!母亲祝枝弟在7月12日告别仪式上,一见到儿子遗体就疯狂地扑过去了!7月6日,当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硕士生周德平的遗体终于在同仁医院被找到、身在湖北天门农村的父母和姐姐随后接到凶讯时,全家人锥心裂骨,哭得死去活来……
    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张志强的伤残,不仅使自己的身心时时遭受痛苦的折磨,也使他的妻子“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齐志勇做左腿截肢手术时,医院要他的母亲签字。他母亲哭着说:“我不签字,我生他时,好胳膊好腿,我小时候见过小日本、国民党,也见过八路军。我儿子让解放军开枪打了,要截肢!不签!你们打死他吧!他犯了什么罪?!”在六四10周年前夕,方政在自己的亲笔证词中写道:伤愈后,由于久坐轮椅,腰背处有劳损,截肢的大腿神经间歇性抽痛,让人非常难受。这一切,给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六四大屠杀20年来,六四死难者家属和重殘者家属一直承受着永远无法平复的刻骨铭心之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四学生陈来顺母亲张树森只要提起六四,她的心就揪在了一起。20年来,她“天天想、夜夜思,每天都在心痛,不只是流泪呀!我想要我的儿子回家,可我找谁要我的儿子呀?!”北京邮电学院硕士生李德志的父亲李显远“整整二十年没有睡好一晚上觉,常常梦中惊醒”。他说:“在梦中经常能看见儿子,让我感到非常自慰,因为这是白天得不到的快乐,所以我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白天,天天是黑夜,这样我就随时可以和儿子见面,见面的时间长一些,梦永远不要醒来。我恨地球的白天转得太慢,恨夜晚转得太快。难道真的地球与我过不去吗?”六四遇难者、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工人杜光学的母亲葛桂荣说:“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儿子。20年来,我没有停止一天对他的思念;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思念之情就越发强烈。”六四遇难者、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职员苏欣的母亲高捷不久前写道:“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我整日以泪洗面,不思茶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度过了炼狱般的失去女儿的20年。”六四遇难者、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助理工程师罗维的母亲邵秋风已年近九十,她写下的“一个母亲永远的痛——怀念儿子罗维”令人动容,催人泪下。母亲泣诉道:“他这一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悲哀,留给我们永远的撕心裂肺般的悲伤。二十年呀!罗维的影子永远伴随着我。”六四遇难者、清华大学硕士生周德平的姐姐周小姣在2008年11月30日写道:“每当放寒暑假看到别人的孩子回家时,我父母思念得想去死。”周小姣说,2007年阴历七月十二,她父亲突然得了重病再也不能说话,只是流泪和做手势,把亲人和乡亲们的手握得紧紧的。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28天,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
   
   2、20年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
   
    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群体,是因共同的深重苦难和共同的悲惨命运而形成的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慢慢从痛苦和悲哀中站立起来,从最初的自然联络到展开寻访和进行人道救助,到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再到达致基本共识和形成基本诉求,一步一步走上了为死者讨还公道、为生者寻求正义的艰难抗争之路。
    1989年8月,北京依然处于戒严状态,当局的大抓捕、大清查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个月的月底,丁子霖给王楠父母打去电话,取得联系。9月初的一天,王楠父母——王范地、张先玲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号楼43号,看望蒋捷连的双亲丁子霖、蒋培坤。这是六四难属之间第一次相互结识,相互告慰,相互勉励。
    1990年6月4日后的一天,张先玲带给丁子霖一张小纸条,那是张从万安公墓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很快,丁子霖根据字条上留下的姓名和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了信。几天后,丁子霖收到了回信。再过些时候,六四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到人民大学和丁子霖、蒋培坤相见了。
    1991年清明节前夕,丁子霖、张先玲接受香港《新报》记者张洁凤的采访。这是六四死难者母亲第一次通过境外传媒公开说出六四大屠杀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1991年5月15日,经慎重考虑,丁子霖在家中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赵爱素的电视录像采访。6月3日,丁子霖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采访。6月4日,香港《新报》刊登丁子霖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吁》等文。6月5日,香港《当代》月刊刊出丁、蒋提供的三篇文章并配发相关照片。
    丁子霖的“说真话”打破了后极权社会的潜规则,当局下手惩罚了:1992年1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决定:暂停丁子霖的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1992年5月26日,丁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召开大会,给予丁“党内除名”处分。此后,丁子霖把寻访和救助六四难属、六四伤残者的活动当做了自己的主要社会活动。
    1993年6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邀请丁子霖出席,但邀请信和机票被中国当局扣压。6月17日,丁子霖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公布了第一份共16位死难者的名册。接着,六四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6月20日,《美国之音》记者孙承和蒋培坤就人权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于第二天播出了蒋的见解。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领导就蒋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事找蒋培坤;10月26日,哲学系领导口头向蒋宣读了处分决定:一、免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二、暂停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
    1994年6月1日,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了名为《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名单》的英文小册子,里面公布了一份列有96位六四死难者和49位六四伤残者的名单。8月,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日本版《天安门牺牲者寻访实录》;10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1995年5月26日,27位六四难属首次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
    三、为了对历史负责,对死者负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
    联署公开信的27位难属是: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刘梅花、黄金平、马雪芹、刘秀臣、张树森、张艳秋、田淑玲、贾福泉、周燕、周淑珍、袁淑敏、朱玉仙、沈桂芳、杜东旭、冯友祥、孟淑珍、郭丽英、陆马生、尤维洁、韩淑香、尹敏、孟淑英。
    1995年8月18日到9月30日,当局以所谓“监视居住”的名义将丁子霖、蒋培坤秘密关押于无锡市西郊一家“招待所”中,目的是阻止丁子霖返回北京和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外国代表接触,及摸清丁子霖接受海外捐款的情况,以便切断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惩罚性地作出让丁子霖提前4年退休的决定。1996年3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又作出了让蒋培坤提前4年退休的决定。
    1998年2月2日,56位六四难属致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要求撤销李鹏的人民代表资格。公开信指出:“1989年6月4日政府对学生、民众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对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者,均不宜再当选为新一届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和政府中担任要职。我们认为,现任总理李鹏对六四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我们特敦请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1998年9月28日,由蒋培坤执笔起草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种文字发表。丁子霖在《纽约时报》记者问及《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与捷克的《七七宪章》有何异同时说:我们在起草过程中详细研究了《七七宪章》的经验,可以说出发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和维护公民权利,都是一种自由表达活动。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宣言更带有启蒙的性质,因为中国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
    1998年10月8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冻结旅德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1620马克的六四人道捐款。51位六四难属向当局发出抗议书。抗议书说:“几年来,世界各地给我们的人道帮助,虽然也曾受到官方的种种干扰和阻挠,但终究没有发生过明目张胆劫持款项的事件。这次却由安全机构白底黑字下令冻结,并且是在中国政府刚刚签署有关人权公约之后,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恶劣行径,不仅令人作呕,也是自取其辱!”张先玲、李雪文、苏冰娴、周淑庄等八位难属代表,排除种种障碍,前往国家安全部给时任部长的许永跃递交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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