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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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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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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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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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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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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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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不,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天下午,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在北大蔚秀园的家中。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钟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从韶关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是与西单民主墙同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禁止在西单墙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〇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钟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钟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
   
   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这个讲话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还要好。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不同意,说,你不了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大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伙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问的倾向性是勾引,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钟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〇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这个钟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民刊《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丰台机务段工人)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将王若水的谈话偷偷地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钟粤秋来访时,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非但如此,我劝导他们不要成立“全国民刊协会”,应该说是符合“上意”的,当然也不会给予表扬。这一次我没有上钩。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兴起时,邓小平等人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的发展,“团结工会”与波兰政府和共产党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〇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中国的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也領略了韓文公的淒惶。
   
   根据条例,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作为一个教师破格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補課中写文章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说不定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于是“郭罗基问题”成了林彪所说的“头等大事”,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以韩天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甦、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大会批、小会挤以外,对于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都给撤了。
   
   按照运动的常规,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的老部下有没有采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上面需要掌握。”
   
   周扬曾找周培源商量“郭罗基问题”,有关方面需要知道商量的结果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一派叫做“井冈山兵团”,我是反聂的号召人物。随着聂元梓的被捕,他们这一派已经垮了,而教师中的“井冈山”势力依旧。有人担心,“井冈山”势力是否会有所动作,当然更担心学生会闹事。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哪有那么多的“郭罗基动态”可汇报,所以除了受命告密以为,还有逼人编造假情报。
   
   
   (三)
   
   
   我人还没有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很多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于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于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所以才有党委书记喊“狼来了!”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到南大之前,党委已经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是南秀村25号,住在一座小楼的楼下,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他们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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