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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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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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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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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不,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天下午,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在北大蔚秀园的家中。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钟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从韶关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是与西单民主墙同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禁止在西单墙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〇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钟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钟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
   
   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这个讲话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还要好。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不同意,说,你不了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大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伙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问的倾向性是勾引,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钟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〇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这个钟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民刊《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丰台机务段工人)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将王若水的谈话偷偷地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钟粤秋来访时,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非但如此,我劝导他们不要成立“全国民刊协会”,应该说是符合“上意”的,当然也不会给予表扬。这一次我没有上钩。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兴起时,邓小平等人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的发展,“团结工会”与波兰政府和共产党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〇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中国的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也領略了韓文公的淒惶。
   
   根据条例,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作为一个教师破格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補課中写文章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说不定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于是“郭罗基问题”成了林彪所说的“头等大事”,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以韩天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甦、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大会批、小会挤以外,对于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都给撤了。
   
   按照运动的常规,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的老部下有没有采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上面需要掌握。”
   
   周扬曾找周培源商量“郭罗基问题”,有关方面需要知道商量的结果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一派叫做“井冈山兵团”,我是反聂的号召人物。随着聂元梓的被捕,他们这一派已经垮了,而教师中的“井冈山”势力依旧。有人担心,“井冈山”势力是否会有所动作,当然更担心学生会闹事。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哪有那么多的“郭罗基动态”可汇报,所以除了受命告密以为,还有逼人编造假情报。
   
   
   (三)
   
   
   我人还没有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很多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于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于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所以才有党委书记喊“狼来了!”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到南大之前,党委已经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是南秀村25号,住在一座小楼的楼下,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他们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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