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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一席谈

郭少坤

   近来,北大教授孙东东公然污蔑在中国大陆那些成千上万的上访者们,他说“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偏执型的神经病患者,应该送到精神病院治疗”。此言一出,立即受到所有访民和社会正义力量的强烈谴责,尽管孙东东做了所谓的道歉,但是,人们仍然是余怒未息。

   对此,我作为一名经历过12年的上访人员,同时也是作为一名曾经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信访工作者,感到有话要说。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位自己已经身患严重神经病的疯子、狂人不但能够来到北大当上教授,而且窃据到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和北京大学法医鉴定委员会负责人的要职,的确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至少是我们这个国家在用人的制度上出了问题。也难怪,正是有了这样的“专家”,我们的国家才出现了SARS(非典)肆虐北京而得不到及时预防,才有了毒奶粉残害儿童这样恶劣的事件在中国出现;正是有了这样的“法医鉴定委员会负责人”,我们的社会才出现那么多冤假错案。因此,我们不但要谴责这位尸位素餐的孙东东,更要认真审视我们国家的用人制度,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究竟有多少像孙东东这样不负责任的所谓专家学者在糊弄着政府和人民才是问题的根源。

   其次,我敢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出现的访民没有一个是无缘无故进行上访活动的,也更没有一个原本就是“神经病患者”的。我是在1991——1995期间年从事公安信访工作的,在我四年的信访工作接待中,接待过数百人次来访者,在他们中间,有反映公安人员违法乱纪的,有反映基层派出所不能够依法办事的,有遇到困难向公安机关求救求助的等等,而从没有遇到过一个有神经病患者的。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我在信访接待工作中认真负责,连年受到徐州市公安局和地方政府的嘉奖。特别是我在后来帮助家乡农民维权时,我更加注意到,农民们的上访活动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都是出在基层政权中的官僚主义,是他们公然违反对抗国家的法律乃至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后才导致农民们不得已进行上访的,当然,他们更谈不上是“神经病患者”。相反地是,是地方基层政权及其工作人员患上了官僚主义的神经病才导致了农民们依法正常上访的。至于我本人历经12年(除去二年的冤狱)时间的上访而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是怎么回事,恐怕也就只有天知、地知和所有接待过我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知道了。

   好在这次的孙东东事件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同时让人感到欣慰地是,包括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都对此有着比较合情合理的评论,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评论说的“是访民们病了,还是这个社会病了”就是是非曲直的关键问题;中央电视台谈到的“是访民们上访前病的还是上访后病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如果说国家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两个问题重视起来并找到答案,然后再去认真负责的解决问题,我想中国的上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否则,国家和中央政府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重视上访现象并从源头上杜绝,不从政治体制上找原因,仅仅是让孙东东这样不负责任的人作出道歉甚至把他开除也于事无补。因为,上访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滥用而不受制约所致,也是官僚主义无法克服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没有民主监督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必然产生一个通病,那就是大权大用,小权小用,无权无用,而那些掌握各种权力的人一但患上不同的神经病,人民就会遭殃,而且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2005年被非法软禁时,就曾经斥责过指使软禁我的人是“神经病”并论述过什么是“神经病”(祥见附文)。至今我仍然认为,中国人的确曾经集体患过神经病,但那不是中国人民的错误,而是专制淫威的结果。而且我敢断言,只要专制不除,人们都将会随时患上各种各样的神经病,如恐惧权力症、整体健忘症、集体失语症、麻木不仁症、包括像今天孙东东此类的胡说八道症。

   在中国,因为政治体制和官僚主义所导致的人民上访已经是与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现象了,我们很难想象在美国和欧洲甚至台湾会有成群结队的上访者出现在国家机关的大门口,我们很难想象本来是打击社会犯罪、保卫人民利益的人民警察们去到处抓捕那些含冤忍辱的弱势群体,当然,我们更难以想象还有着孙东东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昧着良心任意侮辱自己的弱势同胞,……纵览以上,统观全局,我们在强烈谴责孙东东这样的“叫兽”之余,当更多地应该思考到之所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含冤上访的人群是如何形成的,冷静地观察到那些原本是保卫人民的警察们为什么对最弱者却是毫不留情的,再想想原本是最应该具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成为“叫兽”并滋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如果人们都能够想得通这些,我想,中国人再犯神经病的概率也就自然小得多了,或者说,我们的民族也就大有进步了。

   看来,还是北京电视台的评论说得好:“是访民们病了,还是这个社会病了”?那就让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拭目以待吧!

   郭少坤

   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自由圣火》4/11/2009)

   附文:

都是神经病

郭少坤

   去年10月份被当局软禁在宾馆其间,我经常向看守我的警察破口大骂:你们“都是神经病”!

   骂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不以为意了,他们不但不生气,反而和我主动攀谈起来,一次,一个负责看守我的女警察和另一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问我:“你说我们都是‘神经病’,你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吗?”我说:“当然有道理,你看,你们身为国家的执法人员,竟然象黑社会一样来对我进行绑架,你们既不敢向我出示限制我人身自由的共和国法律文书,又不敢对我亮出你们真实身份的有效证件,而却死乞白懒的缠着我,不让我去进行合法的公民活动,你说你们不是神经病是什么?你们这样做,不但是你们神经病自我发作的表现,而且是对我的严重侵权和违法犯罪。”

   他们听了以后,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付我。只是说:“这都是上级领导让我们这么干的,你要骂神经病,也只能是骂他们。”我说:“统统的都骂啦,中国人从来很少能够找到自我,都是在神经病的状态下过日子和生活着的,我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是神经病患者。”他们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接下来说:“为了使你们信服我说的话,我举我们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史实来加以证明,你们看是不是那么回事。”

   我说:“1957年的大跃进时期,全中国人都在吹牛皮,尤其是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看谁吹得欢,这边是田野荒芜、尸横遍野,那边是‘大放卫星、亩产超万斤’,全中国只有一个敢说真话的彭德怀,不但没有人信他的话,还被毛泽东给收拾了,最后落得个极其悲惨的下场,你们说,饿死人还喊‘社会主义就是好’、还喊‘三面红旗万岁’,能不是神经病吗?你们说,‘一亩地能生产六万斤粮食吗’?这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他们听着,只是笑而不答。

   我又接着说:“你们再看看文化大革命,六亿人民还有几个清醒的,也差不多都疯了,穿一样的服装,唱同样的歌,跳一样的舞,喊一样的口号,每天神经兮兮地早请示、晚汇报,做任何事之前,都先得和毛主席敬礼或者背颂毛主席语录,手里天天举着红宝书,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斗得亲人反目,斗得师生为仇,斗得天昏地暗,斗得乌烟瘴气,斗得到处都是牛鬼蛇神,斗得全中国混乱不堪,还高喊到处莺歌燕舞,斗得国民经济崩溃,还说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你们说,这是不是神经病?在那一历史时期,我们又有几个中国人是清醒的?有几个清醒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还不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们听后,还真的同意了我的观点,并连连点头。

   不过,他们说:“现在的中国人好多了,改革开放后都知道务正业了吧?”我说:“也不尽然,只不过是神经病现象表现在不同的领域罢了。准确地讲,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是患了政治狂躁神经病,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人很多是患了经济狂热神经病。你们看,在不管是白猫黑猫的理论指导下,多少中国人在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在所谓的发展道路上,他们挖祖宗坟、断子孙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疯狂的掠夺自然资源、投机倒把、造假贩假、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其肮脏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贪得无厌、骄奢淫逸、醉死梦生、乱纲反常,不讲天理人伦,不顾子孙后代,这不是神经病又是什么!”说得他们也是无可辩驳。

   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和绑架我的警察们的对话,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为感到自己又一次进行了自由表达而欣慰。同时,我也深信,那些听到我以上所谈到的无可否认的事实的警察,也不得不去认真思考,同时,更进一步地反思我骂他们的理由以及法律法规在他们身上的无奈。当然,还有他们所保卫的目标距离真正警察神圣意义的差距有多远。如果能收到以上效果,至于他们是否真有神经病或者如他们所说的是他们的“上级有神经病”也就无所谓了。

   “神经病”是一个现代医学名词,而且,这种病基本上在每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弗洛伊德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只不过是人的自控能力能否抑制住自己的神经中枢和做好自我调解而已。做好了,神经病的形成就很困难;做不好,神经病发作就不可避免。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君不见那些不受制约的独裁暴君如希特勒、东条英机、米洛舍维奇、萨达姆等大大小小的法西斯、法东斯不都是因为个人神经病发作才先给本国、后又给世界造成的灾难的吗?!即使是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不也是在个人神经不受约束、才肆无忌惮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而给中国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的吗!中国人的整体神经病不也是由此而来的吗?!

   根治人类神经病的最好办法就是用自我控制和调解的办法,也就是说要用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先进的办法,即: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理念及其形成的政治制度来规范人类任何成员,使其不得越轨,否则,政治狂热神经病也好,经济狂躁神经病也罢,都将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以上我给警察们所阐述的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不争之实,将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2006年4月21日于徐州家中)

   民主论坛上载:[2006-04-21] 修订:[200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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