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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前夕暴力革命主张出台

东赛按语:
   
   1 此文的真正标题为以下,敬请见谅!
   
   —————

   
   曾节明:中国最怕的不是革命,而是溃乱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对当今的中国,担忧暴力革命的发生是荒谬的;忧惧暴力革命,客观作用上等同于留恋现行体制。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5/18/2009 《自由圣火》
   
   从已故的杨小凯教授算起,包括刘晓波、余杰、刘荻、万润南在内的一大批异议知识分子都视暴力革命为洪水猛兽,坚决拒绝把暴力革命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化的道路选项:杨小凯借用洛克、汉密尔顿等自由主义大师的创见,拼凑出一幢深具中共高干子弟特色的“告别革命”理论大厦,刘晓波、万润南等人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反对暴力革命;最近余杰、徐晋如联名发表文章《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康圣人碰见章疯子》,公开声明,《08宪章》的道路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择、刘荻则发表《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反对余杰“改良”主张的同时,把“拒绝革命强”再强调了一遍。
   
   总之,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暴力革命就是使中国万劫不复的最可怕选项。他们对中国可能发生的暴力革命,奇特地与中共当权派同样忧心忡忡
   
   “告别革命”知识分子们对暴力革命的担忧既是荒谬的、也是多余的。首先,暴力革命是人类社会演进和自我修错的一种方式,它虽然可能因为歪理邪说的盅惑(如马克思主义的毒害)而误入歧途,但放弃革命,也就如同自我堵死可能通向光明的一扇大门,如同因噎而废食;暴力革命固然是一种代价不菲的暴烈方式,但也是谋求社会生机和正义的最后通道,如果主动放弃这一选项,无异于束手待毙、自甘沉沦。
   
   如果在改良、朝野互动式演进、和平革命都行得通的情况下选择暴力革命,当然是错误的、邪恶的;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暴力革命不能改变的地步: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元老和退休高干、军警高官为核心的五百个中共权贵家庭,垄断了中国国家权力和所有的资源,二十年来饱蘸权贵市场化甜头的中共权贵,为了维护巨大的既得利益,死心塌地共同维护着中共一党专制体制;而现行最高当权派中一大批人罪行累累,身为中共国魁首的胡锦涛,更是一个双手沾满藏人鲜血的反人类左棍刽子手,去年拍板隐瞒地震不报,害死数以万计的川民,而且现在还在镇压杀人...此人诚可谓罪恶弥天、堪比毛邓!对这一小撮人来说,维护中共专制体制还在乎逃避弥天罪责的清算,因此,现今中共统治集团对自由民主的对抗态度,更加顽固和疯狂,比起1989年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也正是这样: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统治集团对异议和宗教信仰全面镇压,比江泽民时期更加强硬和疯狂;除开互联网、手机普及等技术进步带来积极影响外,在胡锦涛集团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倒退的程度和幅度,都是三十年来没有的。中共胡锦涛当权派的倒行逆施统治,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朝野互动”、甚至和平革命都成为不可能,唯有暴力革命才能改变这个早已罪恶弥天、无可救药的体制。因此,对当今的中国,担忧暴力革命的发生是荒谬的;忧惧暴力革命,客观作用上等同于留恋现行体制。
   
   余杰、刘荻等“告别革命”者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也是多余的,因为在高压统治下,革命往往无能发生,周密严酷的共产党极权高压统治,更是阻塞了一切革命酿生的渠道和空间。
   
   因为专制统治面临空前危机,中共自胡锦涛上台以来,已经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而代之以“反西化、反分化、防颜色革命”的路线;胡锦涛上台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扼杀中国民营出版的苗头,近七年来,中共胡锦涛集团全面强硬打压民运、异议、维权、气功和宗教信仰等任何可能损害专制统治的社会力量,胡记中共的种种压制手段,其缜密与阴狠,比江泽民时期倍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这位政治辅导员出身的水利工程系毕业生,既有斯大林主义反人类的坚定立场,又有技术官僚的精明、周密和僵硬颟顸,因此其倒退统治既特别专制横暴无耻、又非常严密和狡诈;在胡锦涛这个斯大林分子工程师一般的娴熟操纵下,中共政权这台庞大而老旧的专政机器,回光返照搬地全面提升了镇压的效率,“拉萨平暴”经验不声不响地被推广于全国:对于任何群体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阻断,不给骚乱扩散的任何机会,对奥运会这样“敏感”的活动,干脆实行准军管戒严;平时,则大力应用高科技手段外加收买手段,对社会厉行越来越严密的管控和监控…总之,在中共胡锦涛集团的统治下,戒严越来越常见、镇压越来越频繁、专制的套子越套越紧,严酷地阻碍着任何“自由化成分”的生长。
   
   应当承认:胡锦涛集团的高压统治,的确有效地击退了当前挑战中共专制统治一切社会力量:维权运动的势头,从胡锦涛上台之初高涨的浪峰上跌落下来,至今停留在经济维权和个案维权程度,迟迟无法转化为民权运动;在胡锦涛的阴狠打压下,国内外民运、异议、宗教信仰活动皆落入低潮;法轮功在国内则被完全打入低下,完全丧失了江泽民统治末期的声势和影响力。
   
   通过无懈可乘的军管和戒严,胡记中共政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去年西藏骚乱和北京奥运会两大“敏感时期”,虽然去年的西藏骚乱范围更广,但在中共大军早早戒严下,抗议的藏人再也无法造成如八九年“大昭寺事件”的声势…在胡锦涛集团强硬严密的专制控制和镇压下,连容易酝酿的、温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和平异议活动都很难组织得了,更遑论组织革命。而在训练有素的中共军警的快速阻断下,全国各地爆发群体性事件,根本形不成自发的全民抗议或全民起义。
   
   近七年来,中共胡锦涛集团堵死一切和平改变的渠道,最近更以三十年来未有的文革式的语言,疯狂反对军队国家化,凸出地暴露了其不可救药的反人类本质。
   
   可见,至少在胡锦涛统治的十年内,中国爆发任何形式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余杰、刘荻等“告别革命”者们七年来摇唇鼓舌地“拒绝革命”,既多余、又可笑。
   
   中国“告别革命”者们不遗余力地否定暴力革命,自以为这是为中国好,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对现今的中国来说,最可怕的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溃乱。
   
   本文所指的溃乱,是指一种内部不断溃烂坏死的社会恶性衰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社会体制不能进步,整个社会丧失了修错能力;另一方面以社会治安为标志的社会秩序不断崩坏恶化、世风日下、社会呈现日趋混乱和失控的状况,但是这种混乱和失控,却无能形成改变社会体制的张力,而主要表现为恶性反社会行为的不断增长,比如,七年来在中国激增的凶杀、抢劫、拐卖掳掠儿童、大规模造假掺毒、数额巨大的恶劣的贪腐事件。
   
   中国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呢?对比一下邻国即可一目了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泰国的私人汽车普遍不用防盗报警器,雨季的晚上,居民区里静悄悄;而中国的汽车普遍安装报警器还不算,私车还往往安装高灵敏度的高级报警器,每逢大雨,居民楼下的汽车报警声此起彼伏,扰不胜扰、诚可谓自作自受。包括许多白领在内,曼谷的工薪阶层住宅普遍不用安装防盗门窗,而在中国国内城市中治安还算不错的桂林,连低薪贫民阶层的住所都普遍安装铝合金防盗门窗,家如囚笼。
   
   本来,一个正常社会的诸多防护条件,都是“防君子而不防小人”的,但碰上如今这个小人蜂拥的时代,焉能不防不胜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再增加防盗硬件、坐地为牢了。
   
   除了盗贼蜂起外,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十分惊人,九十年代中期,“笑贫不笑娼”还成为舆论抨击的热门话题,如今早已见怪不怪——今日之大学,女生卖淫、做二奶已不新鲜,甚至还令同学羡慕、嫉妒。
   
   这就是道德崩溃的后果。警察等国家暴力固然可以维持秩序一时,但社会秩序长远得靠道德来维系,造成社会溃乱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性崩坏。
   
   中国的社会道德,为什么会沦丧到今天整体性崩坏的地步?这就是中国一党专制六十年的“伟大成果”。
   
   首先,专制统治本身就是败坏道德的社会强效腐蚀剂。任何专制政权,因为缺乏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必然形成瞒上欺下、说假话的官场风气;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必然会带动民风”,在这种体制下,正直与诚实在社会中必然受到排斥,只有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小人才得录用、才易升迁,于是整个社会道德就趋于败坏。随着共产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僚,逐步撕下“革命”、“社会主义”的伪装,越来越赤裸裸地以身做贼,贪赃枉法、横暴拆迁、强迫征地…虐民掠财无所不用极其,政府信用的彻底丧失,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整体败坏。
   
   比起几乎其他所有专制政权(包括共产极权)更恶劣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道德,更摧毁了中国社会道德赖以维系的根子。
   
   社会道德要靠信仰来维系: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上千年来靠儒、释(佛)、道三家共同维系,以儒家为主,释(佛)、道两家互补。主要由儒家信仰维系的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固然有许多缺点,比如纵容了酷刑、女子缠足和太监制度等惨无人道的习俗,但传统信仰有比没有好,由于中国民族整体上没有宗教信仰,若再无儒家信仰,中国社会不仅会更加野蛮,而且早已在频繁的战乱和北方外族的征服中亡国灭种,正是以儒家为主的信仰,维系了中国社会上千年来历经世界罕有的频繁劫难而存在至今:上千年来,中国社会虽然每每因内战和蛮族入侵而坠入管制的真空(即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信条,仍然能使社会成员普遍恪守为人处事道德规范,从而维持社会在没有“官府”有效管制的情况下存在和运转。
   
   但中共上台后,全面镇压宗教信仰:中共动用国家机器,横暴地铲除儒、释(佛)、道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中共通过宣传机器的愚民洗脑,成功地把大批中国人洗成与中国传统几乎完全割裂的无神论者。
   
   毛泽东死后,中共虽然容许宗教信仰活动,但只容许官方操控的宗教信仰组织存在,对法轮功、家庭教会、民间儒学会等独立于官方的团体和组织,仍然厉行镇压和压制。另一方面,中共以“发展经济”为载体,引导整个社会风气物欲化、低俗化,鼓励人们不问政治,满足于感官享受和低级本能的释放。中共还通过操控手段和宣传机器,精心歪曲中国传统信仰、大力兜售糟粕文化,以为专制统治所用,如:中共宣教文化机器刻意凸出宣扬愚忠、愚孝等儒家糟粕,而遮掩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共还借口“复兴国学”,煽动文化民族主义,培养文化愤青,阴险地用之以抵制自由民主理念…这些歪曲传统的做法,在胡锦涛上台后尤为大力使用,最近,胡锦涛掌控的宣传机器,把传统的“中华武德”歪曲为不管是非正义、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的鹰犬走狗精神,中共大肆宣这种歪曲的“中华武德”,疯狂抗拒军队国家化的历史进步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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