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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录音回忆录选摘】

赵紫阳:现在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时间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选摘】
   
   
   
   文章摘要:

   
   
   作者 : 赵紫阳,
   
   
   發表時間:5/17/2009 《自由圣火》
   
   
   图为五月十五日鲍彤在北京家中听赵紫阳的录音……
   
   
   
   (一):说我是黑手 邓小平镇压
   
   - 悲剧终发生 全世界震惊 -
   
   
   
   
   邓:快刀斩乱麻化解形势
   
   
   
   
   学生抗议的初期,事件都是与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有关。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逝世。宣布广播後,部份大学生自发悼念,不久上街活动,参加者数目越来越多。悼念 会结束後,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要让他们复课;第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 多层次丶多管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寻求不同意见。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参与打丶砸丶抢丶烧丶冲五种行为的人应依法惩 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纳我的建议。我之後听到李鹏向邓小平报告这三点,他也表示同意。那时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至少没有公开提,只是李鹏 4月 19日突然打电话来说:「学生想冲入新华门了,为什么没有对应行动?」
   
   
   
   
   我在 4月 19日见邓小平,讨论访问朝鲜的事,跟他谈到学生示威,我对他提出处理局势的意见。当时邓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况奇怪地转变。
   
   
   
   
   在我离开北京後( 4月 23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4. 26社论跟人民意愿矛盾
   
   
   
   
   4月 25日,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後,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邓小平的讨论原本是内部事务,李鹏却决定将他的讲话内容发放给各级党干部,并 4月 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称 4. 26社论)引述他们的说法。 4. 26社论令对立升级,学生上街人数大增,也令各个政府部门丶组织和其他政党不满。
   
   
   
   
   我 4月 30日从朝鲜回来後,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後,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 4.26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 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於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 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邓一锤定音派军队进京
   
   
   
   
   我在 5月 4日对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的讲话,表达了需要以冷静丶合理丶克制丶有秩序丶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去化解问题。不过李鹏集团的人主动尝试去阻止丶拖延丶甚至搞破坏, 5.4讲话提出对话和淡化矛盾的原则,无法落实。学生对跟政府对话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起大型游行和绝食。
   
   
   
   
   在 5月 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形势发展证实 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 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
   
   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回家後我情绪激动,就叫鲍彤草拟辞职信,准备交给政治局常委会,听了杨尚昆劝喻後收回。
   
   
   
   
   5月 19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麽多学生绝食长达 7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
   
   
   
   
   我在院子乘凉听到密集枪声
   
   
   
   
   『 6月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於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 四悲剧发生三年後,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份人被抓丶被判丶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丶有计划丶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那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 们改正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麽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道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 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丶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 麽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 实际上是要反对丶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 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 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麽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丶流窜犯乘机闹 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丶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
   
   
   
   
   政治局 6月 19日至 21日召开扩大会议。李鹏的报告为会议定调,指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错误。他建议除去我的党总书记丶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他们要求我写自我批评书,我不肯,在会议最後要求发言,说出我准备好的辩护讲话。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宁愿下台,都不跟从他们的看法。
   
   
   
   
   - 国家软禁我是蔑视法律 -
   
   
   
   
   在当局快要宣布结束对我的调查之际,他们立即订下六大规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当局在执行六大规条时,从没给我任何文件或口头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内疚,或者担心这些证据会被外国媒体取得,成为国际传媒焦点,再出口转内销。
   
   
   
   
   他们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属执行规条,由於他们不能对我说,每当我问到他们时,他们总是编造藉口应酬我,往往令我跟他们起冲突。最後,我发现这些规条,我不再怪他们,他们只是奉了上头命令行事。
   
   
   
   
   我觉得他们应该早点对我说那些规条:什么是准的,什么是不准的,我自会明白。譬如,调查结束後,我曾要求到广东避寒,因为我气管有事,他们说港督彭定康正在扩大民主选举,广东形势复杂,我不方便去。
   
   
   
   
   我认为这很荒谬,彭定康所搞的属外交事务,关广东什么事?他们坚持说,广东是去不得,广西丶云南丶贵州却可以去。我决定去广西,但只局限南宁市,抵埗後我更发现我去那儿都遭到阻挠。
   
   
   
   
   返回北京,我说我想去一个老党员常到的俱乐部打桌球,他们最初拒绝,但最终放行,去到时发现俱乐部空无一人,原来他们把俱乐部清了场,怕我碰见老朋友。
   
   
   
   
   当局关注我外出的「影响」只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让我再公开露面,让人民渐渐淡忘我,所谓「担心影响」只是担心我的影响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发社会不安。
   
   
   
   
   我曾去信江泽民要求解释六大规条,结果当然是没有回覆。当局在处理我的问题都经常显得很紧张不安。当局说我可以在家中见客,条件是客人不能是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从来都不准访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陈云逝世,我想亲身去慰问他的遗属,却被禁止,说「不方便」,我以为陈云的家属拒绝,後来发现原来他们是愿意见我的。
   
   
   
   
   当邓小平在 1997年逝世时,我身在杭州,听到消息我很悲伤,我致电当局要求即时返回北京出席悼念仪式,中委会的回应却是没有送别邓小平的仪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 5月,当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说我想上门探望,但保安局却说彭的家人未布置好灵堂,叫我在「顾全大局」情况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对此非常愤怒,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们有什么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评价六 四事件,指事件虽然过了多年,但人民是不会忘记,最好尽快重新评价。我没有公开这封信,但海外传媒却知道了。当局十分不满,指我不服从党纪,之後一名老同志逝世,他们乾脆不准我出席丧礼作为惩罚。
   
   
   
   
   我多番去信当局,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却杳无音讯,我决定去信常委会所有成员,提出软禁我是违法。当局後来解释,从来没有「软禁」我,又说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党大会的信外泄。
   
   
   
   
   之後,江泽民访美前,中南海派来的医生忽然对我说,我整天留在家对身体无益,说要上报。为何连医生也关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泽民考虑到访美时必被问到我的情况,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动的事实,好让他有所交代。想到这点,我没有理会医生的提议, 1997年的冬天我没有外出,整个冬天都留在北京。
   
   
   
   
   拒当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中共第 13届四中全会召开,免去我所有职务,决定对我进行调查,对我的处置是「史无前例」的,而党在未有调查结果前重罚我,也是对我的「特别待遇」。
   
   
   
   
   四中全会决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正式调查我。调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调查组集中调查我是否直接或间接操控六四民运,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政策和立场,跟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对着干。
   
   
   
   
   小组认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与「个人野心」,引用所谓证据加上个人臆测,断定我搞新权威主义。他们说, 1988年起国内外已出现一场「倒邓拥赵」运动,又指我是令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理想人选。
   
   
   
   
   我对指控一一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回覆王任重(时任赵紫阳专案组组长)。我说,其实当时有关我地位不稳的谣言,比「倒邓」传闻更厉害,但我说六 四事件发生前,邓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 1989年初李鹏和姚依林(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丶国务院副总理)都批评我经济搞不好,邓一样站在我的一边,反叫他们要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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