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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零八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东赛按语:

   
   1,此文标题有问题,藏人不承认所谓“3.14事件”,因为事件本身从“3.10”日开始,“3.14”只是其中的一环。
   2,讲述历史中有很大的出入,笔者另有专文而不在这里赘述。
   
   3, 虽然如此,所调查的内容比较客观,现在只剩下北京需不需要这样的调查报告了。
   
   ——————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目录】
   
   前言. 1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3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4
   
   2、特定路径下加速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性后果. 7
   
   
   二、70、80年代出生的藏族年轻人的生存困境. 12
   
   1、基础教育存在严重问题. 12
   
   2、职业教育的和社会机会缺乏. 13
   
   3、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 14
   
   4、对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迷失和遗忘. 15
   
   
   三、藏区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6
   
   1、藏区治理结构的演变. 16
   
   2、藏区区域自治下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19
   
   
   四、政府对3.14事件后续处理中的失误. 21
   
   
   五、现阶段复杂的藏族宗教文化问题. 22
   
   
   六、结论与建议. 24
   
   
   附录:. 26
   
   (一)安多与卫藏地区历史文化背景回顾. 26
   
   (二)国家对藏区民族政策、法规变迁梳理. 30
   
   (三)调研访谈资料汇编. 30
   
   (四)调研对象联系表. 30
   
   
   
   
   
   
   
   
   前言
   
   
    2008年3月至4月间,我国拉萨、甘南以及阿坝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地遍及卫藏和安多两个藏区。上千名当地青年与僧侣参加了对机关、店铺、其它公共设施的打砸损毁,甚至暴力攻击无辜百姓。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藏区青年,包括僧侣成为了暴力事件的主角?是如宣传所称的政治宗教层面的强烈诉求,还是社会生活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对于此次事件,中西方媒体围绕着“藏独”、“ 人权”、“文化灭绝”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彼此激烈争论。
   
    314事件固然有外部成因,比如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政治、宗教方面的诉求,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影响力等等,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单单依靠外部因素就能形成,必然有其内部成因,而新闻报道却较少对此次暴力事件爆发的社会土壤进行详细考察。受民族感情的影响,有些报道甚至引发了更广泛的民族间的不信任和互相攻讦。对藏族民众生活状况实地调研的缺失,既不利于在理论层面理清藏族地区社会矛盾的本质,也不利于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藏区的教育、就业现状怎样?普通人的生活、思想状态如何?尝试探析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通过在当地的调研和访谈相对客观地了解变化中的藏区,加深民族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这是公盟此项调研的强大驱策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权力、财富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迁、对外开放加速的形势下,我国各民族都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需要和路径选择,族群关系也呈现新老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调研的初衷和核心目标是“理解”,主题是“藏区问题的社会根源与近年来藏区社会生活变迁”。时代在变,每个族群的生活也在变化。选择“变迁”这一视角,既能涵盖那些经历过“农奴——土改——改革开放”的老人,更希望关注那些生于70年代之后,成长在藏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的藏族青年。作为藏区的未来,这些青年的生活环境和视野已然远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了新的衡量现实的参照系。不再是之前的农奴社会,而是自己身处其中、耳濡目染的现代生活;不再是一个被自然环境保护的自成体系的藏区,而是或主动或被动与整个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的地域。在激烈演进的社会改革过程中,藏区社会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似乎更加严峻和迫切。
   
   本次调研选择了安多藏区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以及卫藏地区拉萨市和乃东县为调研地。安多藏区甘南自治州是藏族文化艺术的重要源生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安多藏区一直处在藏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该地区正是研究藏民族社会变化的经典模型。卫藏地区的拉萨、山南,是藏文化的祖地和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卫藏和安多都在经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外来的因素不断在冲击和改变其面貌。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区域,也是因为这两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特征。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共生,凸显了藏区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小组走访了以上地区的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移民,希望通过亲身接触当地的声音更客观清楚地勾勒出藏区百姓的生存状况。
   
    鉴于过去的经验、有限的调研时间,结构式访谈和问卷并不适应当地文化程度偏低、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实际调研情况。无结构式访谈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的社会材料,也能灵活地适应被访者的情况。所以,小组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社会研究方法,将对社会状况的普遍性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最终实现方法为深度访谈和小型座谈两种。
   
    我们认为,全球化下的民族问题是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本着理解和尊重的原则,各民族间关系的维护和调试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西藏问题”是最热点、最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之一。近年来藏区矛盾冲突的恶化,一方面源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考量所造成的理论盲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变迁下凸显出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关注不够。
   
   当前状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藏区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首要要加强对该地区民众思想、经济、生活状况的切实调查。了解才是协商、团结、发展的前提。要真正推动藏区的健康发展,当前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需要转变思路、调整思想,从一贯关注构建民族国家的宏观视角转向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保障、公民意识培养和社会长期发展等实际问题。
   
    我们呼吁,更多地站在藏族的立场上,而非汉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寻求尊重藏族社会特点和意志的现代化之路,建设有着藏族特色的和谐社会。实际上,面对传统矛盾和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汉族和藏族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更需要惺惺相惜,需要彼此的借鉴和鼓励。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报告,中央政府以及藏区以外的中国人民能够加深对藏区社会变迁的理解,希望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健康和谐的藏区。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调研一直关注3·14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虽然在当地的调研仅有一个月,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这次事件之中所寓含的群体性不满或愤怒有其复杂的社会性根源。事件体现出来的各种矛盾既有历史的根源,有无法回避的宗教感情和族群认同的原因,也有深刻的现实利益冲突问题。我们的调研只能截取问题的一个纬度——藏区正在经历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来尝试进入议题,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当然,藏区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此次3·14事件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甚至不一定是藏区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但我们期望,它能为更深入了解藏区社会的变化提供一个背景,为理解如今的藏区民众心理和行为提供一个入口。
   
    短短的几十年间,藏人生活的世界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其背景是大一统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快速市场化路径下的现代中国的兴起。从一个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宗教社会、部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放社会,从简单的农牧生活走向市场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从在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信仰生活到如今现代性价值体系对宗教感情的冲击。在民族国家以及其他现代性的合法性话语体系之下,藏族面临国民身份、族群身份与宗教身份等多重的分裂和错位。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面对如此急速却又被动的转变都无可避免地感到不适,充满矛盾。而客观来说,这个急速现代化的过程和它的路径并不是藏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太多强大外力的作用。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藏区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我们不只一次体会到,今天的藏区所面临着的种种分裂、痛苦和困惑。
   
    经过3·14,从汉族和政府的角度出发,对藏族有很多不解甚至指责,认为国家给了藏区藏族这么多的扶持和帮助,为什么还要“闹事”。但对藏族人而言,现代化的生活和种种“发展”标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标准。汉族的帮助和带来的“发展”常常同时伴随的是强力的改变、冲突和藏人本身意愿的不被尊重。“藏人的幸福更多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这种自由,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能够施舍给别人获得的这种幸福。(龙布访谈)“随着改革开放,带给藏族人民一种新的价值···强迫藏民接受‘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消费才是硬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在价值上把一个原本有信仰的民族给改造了,同时也已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了西藏,改造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李小山访谈)从现实利益层面出发,现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一般藏民群众带来更大的发展的好处,反而面临着一个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解读3·14事件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区域社会和群体对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几十年来的各种变化的一种应激反应。似乎无法理解的表象下,隐含着合理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这恰是需要我们理解和反思的。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学者Andrew Martin Fischer 在“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藏区经历了一场全新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在新中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得藏区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极大地改善了藏区的基本面貌,提高了藏族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场现代化进程——“发展”逻辑、发展的路径和速度——对藏区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藏人在藏区被日益社会边缘化。梅·戈尔斯坦在《雪狮和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一书中曾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的理解。他认为,不仅是历史的原因,需要看到激进而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所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藏区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市场化进程)和“发展”的政策思维并没有真正帮助藏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渡,反而在很多层面上造成了对藏族(从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属性和认同上)的结构性边缘化,激化了一系列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之前,虽然藏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现在更落后,但反而比现在相对稳定祥和。这既源自藏区—藏族的传统性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必然发生的剧烈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藏族自身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主导和掌控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速度。首先简单总结和分析一下中央推动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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