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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写平凡—胡说《平凡世界》

    呕心沥血写平凡 —胡说《平凡世界》

    文/东方安澜

    一

    阴差阳错,想不起为什么了,知道路遥,是在戴厚英被害的当儿,本不搭界的事,使我错把路遥误会成女性了,尤其难于自恕的是,还经常伪装成文学青年出去招摇撞骗,惶恐之至,汗!女儿看了我的开头,狂刮我的脸皮“还好意思说文学青年”,我一时间羞愧得拐翻在床,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只好偷溜溜地胡说八道……

    我在想,应该给路遥颁个什么奖,这奖应符合他在《平凡世界》里表露出来的真诚、热情、勤恳、认真、努力。至少,应该是作家中的劳动模范。不惮如此,路遥还为《平凡世界》穿了一双红旗牌皮鞋,“他(孙少安)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这个正儿八经又富有现代寓意的结尾完全通得过ISO质量体系标准的认证。

    读农村题材的作品,一个有半生农村生活体验的我,完全能感觉得出路遥写得辛苦,背负了无形的精神枷锁。路遥在生活的磨砺中积聚在潜意识里的戆劲一股脑都倾泻在《平凡世界》里,越向内掘进,苦难的矿石越多。“文字的力量,不在于描写的对象是什么,而的取决于人性展开的亮度。”文学的母体在苦难,我认同这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遥的刻画,接近于生活的本真。我一直觉得,生活的场景是难于完全用文字来描摹的,因为一个眼神,一声咳嗽,都可以改变生活场景的态势,文字表达有延伸不到的地方,有死角。文字难于还原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

    二

    说《平凡世界》,我最喜欢王满银,孙家兄弟的姐夫。路遥这个老实头,言辞间对这个“二流子”式的人物多有鄙薄。其实也是,这样的人物不管搁在中国农村的什么地方,是庄稼汉不务正业,专门歪门邪道,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游手好闲,也算他有本事,拐到了孙兰花,孙玉厚对这个丢尽脸面的宝货女婿又痛又恨也在情理之中。这种乡村流民,如果没有发达的一天,鳏寡一生,实属平常。路遥内心美好,笔下积德,对他也是网开一面。不但让此公骗到了媳妇,咦,也奇了怪哉,这孙兰花也心甘情愿跟他,心甘情愿守穷,不跟他寻死觅活闹折腾,这孙兰花虽然着墨不多,但可得五颗星,倒退三十年,我也去追孙兰花。

    好像谁写过一本分析中国流民状态的书,象这样的乡村流民,我相信,只要有那“一声响雷”,这种乡村中的异类,就是能人,如果碰到世象更迭的年成,小则改变乡村面貌,大则问鼎龙庭也未可知。正象路遥说的“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材——象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是这样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彼时,就不愁没人来搬道具,正名位,奉正朔,行人臣礼了。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社会里,人有自由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长久的一元社会形态,压制着别类的思想、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能量聚集,总有火山爆发的一天。

    三

    在农村,孙家一家,算是非常顺当的。自古来说。对家庭顺利,莫过于儿孙满堂,尊老爱幼,路遥的描写也极具温情“当少平给奶奶点完(眼)药后,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默然地溜下炕来,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在心里说:奶奶,如果我长大了,有办法了,你还活着,我一定叫你好好享几天福……”人世间,“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常有的事。老能颐养天年,家中有儿孙出人投地,家逢婚丧喜庆都能弥补过,能竭尽全力粉刷自家的颜面不穿梆。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家里有突发事,碰巧手和口袋又远一大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跨不过家事的坎,这情况农村太多。路遥为孙玉厚设计了两个“贵人”。孙玉厚第一次帮弟弟完婚,他求助于生死相交的陶窑主,满足了他“长兄为父”的道德使命;大儿子孙少安结婚,他又求助于在城里当司机的金俊海,虽然两家相交甚笃,但毕竟“开口求人难”,在左思右想忸忸怩怩忐忐忑忑一翻后,“为了使儿子的婚事体面一些,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还得硬着头皮老了脸皮。孙玉厚一次次渡过家庭困难,在农村中站直腰杆,还是幸运的。

    读《平凡世界》,在语言上,在情感上,都很熨贴,没有撕心裂肺的撼痛,就是田润叶的不幸婚姻,也流于家常便饭,并不痛心彻肺。路遥心性憨厚,描写了一个现实中的“桃花源”。如果路遥落魄,我想,他做不来“城管”,因为他不会忍心去砸小贩;他也做不来“巡警”,他不会去狂命地追堵摩托车;他也绝不愿去应聘“辅警”,看照片,他虽然五大三粗,但书生本色的他也一定学不会用细麻绳去扁担绑,也绝不愿意去用不锈钢管把人砸得鲜血淋漓,完了奉送一筒冷水把人半死不活地封存。路遥如果走投无路,我相信他宁愿饿死,因为他的心灵世界容不下兽行劣迹。

    四

     也许文人都有追求浪漫的天性。在写到李向前独自离家上北京在旅馆里憧憬着家庭生活时,路遥用温婉而充满诗意的笔墨渲染理想中的家庭气氛。“现在,他(李向前)似乎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摞在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起了。润叶腰里也束起了一件叫人心疼的小小的印花布围裙,正在拿一把笤帚把家里扫得干干净净。炉子的火正旺,房间里暖烘烘的;炉上的铁壶冒着水蒸汽,发出轻微的咝咝声。她现在坐在炉边的小凳上,正在给他洗衣服,两只小巧的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她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呆。她一定是想起了他。是的!你看她不洗衣服了,站起来冲掉了手上的肥皂沫,慢没,安地踱到那个小窗前面来,对,小窗正是朝北开的。啊啊!她是在向遥远的北方眺望呢!看她的嘴唇在微微地翕动——那一定是在喃喃地念叨他的名字,呼唤他赶快回到她身边……”。这一段,我总认为,路遥是在写自己,我不知道路遥的家庭状况,但我读得出他对于平安富足的家庭氛围是“心向往之”的。既有朴素的浪漫又有柔缓的情调。

     尽管有这一段美好的幻觉,田润叶和李向前很是个悲剧。对于写作者,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于个体的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能在时代的漩涡中超拔出来,能有几人!夏天的蝉怎么能认识到冬天的冰呢!路遥对田润叶对无奈婚姻的抗争,显然有些苛求。“她开始动摇了。她的力量使她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当然,除过客观的压力以外,她主观上的素养本来也不够深厚。是的,她现在还不能从更高意义上来理解自身和社会。尽管她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懂事,甚至也有较鲜明的个性,但并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眼界。因此,她最终还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明白,这个“更高意义”是什么呢?连国家主席都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不随波逐流,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五

     《平凡世界》里,我还喜欢金波,这小脚色上路个。金波和孙少平是赤卵兄弟,穿开裆裤的朋友。不但骑他车,借住他窑洞,他都大肚。我知道,朋友相交最忌日常细节,日常摩擦累积越多,友谊就会崩盘。而金波为朋友两肋插刀,修理顾养民,莽撞得可爱。就是孙玉厚去学校找孙少平回家填补孙少安的空缺挣工分,他在“快吃饭时,少平正要给润叶姐给他的粮票换成的几张白面票,去给父亲买饭,金波却从街上买回来一堆烧饼和二斤切碎的猪头肉”。读这文字,我热泪盈眶,这种细腻体贴忠诚大气量的朋友,就是人生相伴的神灯。

     我怎么读总觉得路遥有老好人的味道,在他笔下,尽管多有青春期的孩子,都是听话懂事的乖孩子。在乖巧和现实之间,没有灰色地带——青春期的叛逆躁动乃至某种反抗。使我这个从小叛逆的老青年额头上不断受到来自路遥心灵的阵阵净化。孙兰花和田润叶已经算的他笔下的另类了。孙少平从田晓霞上看了那么多的书,甚至还有《天安门诗抄》,可是就是不见孙少平因为接受思想的洗礼而引发的观念矛盾。对于偏爱跌宕起伏的场景安排的我来说,口味寡淡了点。

     六

     读《平凡世界》,我眼前总能感觉到一个背影,穿着中山装,端端正正地爬在桌子边,神情肃穆,神情肃穆来自于对自身艰苦生活的回忆和反思——“人本身是为思考世界的目的而存在的”。我一直以为,一部作品要读者掉五滴泪,作家自己首先掉了至少五十滴泪,感情激情的喷涌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已经被七折八扣了,这也是文字之于视觉传递的影视影像弱一截的原因;端端正正来自于一个人真诚诚实的写作态度;而中山装多少有些象征意义,象征他内心的平实和坚毅,从这点出发,解读田润叶对孙少安那纯真的情愫,象征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路遥的笔端一下子就能把幸福拎出一串来。

   

     陈寅恪说过,“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个不自由也包含了文学视界的狭窄和受有形无形的教条主义的唆使。浩然的《金光大道》不说,我今年上半年阅读到的《穆斯林的葬礼》就深受其害,所谓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影子荼毒至深,把文学作品变成政治报告,使理性的文本,滑入说教的深渊,离艺术的直觉相去甚远,大大斫伤了文本的艺术冲击力。从这个角度观察,露遥的《平凡世界》没有揭示这块土地上贫穷的深层原因,描写的场景到了,笔到而意未尽,是个遗憾。站在这个角度横向比较,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教唆的桎梏,堪称艺术完美的典范,也值得我每年读一两次。如果能向上帝再借二十年,让路遥活到今天,看到不断被活埋的矿工,看到山西的黑砖窑,我想,路遥一定再也写不出温情脉脉的《平凡世界》了。有了网络以后文学视野的开拓和现实环境的离谱使他一定会认清——教条思想在文学舞台上独自跳着肚皮舞,妄图引诱文学狂欢,但是,肚皮舞女郎不管如何性感——尊圣命的写作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笑柄。艺术拐了个弯,最后还得回归到对感官世界自然的体验中去。艺术服务于人性,不服务于政权。

    08/1/6 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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