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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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渔樵江渚上——读《往事并不如烟》

        白发渔樵江渚上——读《往事并不如烟》          ——之《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和父亲的合影》

       文/东方安澜

     《往事并不如烟》开始获恩准出版发行,我没注意。后来不知当局哪根神经搭错又不让发行了,我才开始风闻。可惜已经买不到了。前几天凑巧,在网上下载了,也好,省了几十快书钱,不亦快哉。读完,大叹,且慢,好像并不快哉。好书是应该收藏的,端着书本,摸着书皮,欣赏装帧,捏着书脊,才不亦快哉,电子书毕竟缺了一层书香四溢的质感。

     《往事并不如烟》化了两个白天读完,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差点噎着——扑面而来的苦难和残酷大可使人窒息。坎坷、蒙冤、屈辱——程度之惨烈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可能,令人怏怏然、悻悻然、恨恨然、怅怅然…………

     “中国特色”是费正清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中国问题研究中用的一个词汇,后来收录进他的书里在访问邓公时赠送给他,后来就众所周知被邓公套用。其实版权是费正清的。“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不无揶揄地幽默了一下,尽管有点苦涩。我想,在蔚为大观的“中国特色”里面,“右派”——“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也算是一朵奇葩了——尽管这朵奇葩用罂粟花的艳丽来蒙蔽国人。

     普列汉诺夫、布哈林一直是我敬仰的俄罗斯人,敬仰他们,不是崇敬他们的红色道路,而是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判断——继而骨子里铸就的可贵的人格力量,并始终不渝之坚持,不惜牺牲生命。“世人皆醉我独醒”——人世间因为独守真理的孤独,面对强大政治压力的坚韧——他们是生灵世界的巨星。布哈林因为他信仰的主义,1938年被镇压,直到50年后的1988年,才算平反。那只红色的北极熊,对于自己的创始领导人,尚且这样残酷和绝情。1988年,离苏共寿终正寝不过10年多一点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今年2007年也正好50年了,没有纪念、没有回顾、更不要说忏悔,满眼满耳只听见只看见“今天是个好日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发狠地说“一个忘记自身痛苦的民族是个劣等民族”,虽然这句话批评的是一战失败后的德国,但又何尝不是振聋发聩的自省。

     其实,章诒和用“并不”两字来强调对往事的唤醒和定格,其墨迹是很有些可疑的,用心就在于要牢记那段历史,要挖掘,要分析,要牢记,要忏悔,要避免重蹈覆辙。“并不”——就是要以一己之力,和强大的力量抗争,要保留那段历史,要警醒后人,要警钟长鸣!那怕是蚍蜉撼树,那怕是螳臂挡车,那怕是灰飞烟灭,也在所不惜,这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精神。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为了最大可能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季羡林在《牛棚杂忆》扉页上说:“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健忘的民族,血色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病灶,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况且,这个疮疤痂下还在滴浓。正是基于唤醒意识,还有潜意识里对人生无数不堪的不甘,第一章就自然而然地写了个储安平——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一个人,被斗争到下落不明,大概与中世纪里罗马斗兽场里的奴隶相差无几了,这,也算一大“中国特色”吧。

     章诒和写储安平,把储安平和章佰钧的关系写得挺热乎。可是,戴晴在《储安平和‘党天下’》里,说到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有这样一段话:“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我(指储安平—笔者注)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主要是胡乔木的推荐—笔者注)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他和章伯钧的和谐关系,是接触中慢慢培养起来的,才互相熟稔,互相倚重。及至储安平“党天下”下台,史良诘问章伯钧,这时的章伯钧底气十足,竭力维护:“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这个底气来自对储安平人格的敬佩,来自对储安平能力的肯定和揄扬。

     我的见解,储安平在五大右派中资格属于小字辈。储安平在49前办《观察》,抨击国民党,红色政权统战高明,赠予薄名。但跟章佰钧毕竟不是一个级别的名气。大知识分子常有的心高气傲使他看不起小字辈的储安平也理所当然。戴晴说胡乔木推荐储安平去《光明日报》工作,章佰钧对他很冷淡,我倒认为这说法可信一些。可以说,49后就没有他施展的舞台,他在《光明日报》也就68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他的论政才能得以发挥,天知道。谢泳《储安平和〈观察〉》,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也各说各的,但有一条却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他那篇著名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他还没有资格坐实右派中的“五常委”这只位置,且到现在不给他摘帽。正是他的这个《意见》,惹毛了皇帝,成为引射出洞中显形的最大毒蛇,荣幸(苦涩的荣幸)被御笔钦定为右派分子。

     我以为,储安平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才提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这时他跟其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远没有看清共产党的狰狞面目。正象当年他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样。贺雄飞在《安平的〈客观〉政论》(见《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中提及:“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要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互为因果,实际上是一件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客观》第一第二期)。”储安平失望之下恨铁不成钢的批评,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国共两相对照,完全可以看出这是集权专制体制的固有病根。然而,这个让他怒斥为“一场烂污”的国民党却没他咋样,让他平平稳地渡过了政权更迭的转折期,在“新社会”里却落得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结局,这不知是谁的悲哀谁的英明。

     章诒和有个困惑,她说,中央明明是要求民主党派帮助整党,怎么突然风向一变,变成反右了呢。其实,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观察,一点不奇怪。那些革命干部,革命成功,九死一生后总要享受用脑袋换来的革命果实。细化到某个行业内,就成了外行领导内行,劣币驱逐良币,再正常不过,不是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吗(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最重要一项—笔者)。知识分子不识相,傻乎乎的乱鸣乱放,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否定党对基层的领导,动摇了皇帝的权力基础。殊不知皇帝从三湾整编(金冲及《毛泽东传》)开始,就尝到了把党支部建立在基层的甜头,掌握军队,问鼎龙庭,他怎可轻言放弃!49后如法炮制,依然故我,你不要说这做法好不好或对不对,撇开制约生产经营等社会发展的要件不说,自有他的道理。把党组织建立在基层,有效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对加强权力基础,强化执政地位,强大执政机器,作用巨大。文革的齿轮碾过每一个人,就是通过党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才能贯彻权力意志,从而做到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控制。

     当看到民主党派大鸣大放要动摇他的执政基础的时候,他焉能不跳起来,焉能不发《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高手。六、四的时候王震在天津说,“谁要来拿这个政权,先拿一千万颗人头来再说”,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又焉能和你们“轮流坐庄”?唉,一群知识分子就是书呆子气,拎弗清爽。但不管任何的惊涛骇浪,也正是有了一批批众士前赴后继之谔谔,勇往直前,我们这个民族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痛楚和困厄,就永远不会沉没,扬帆希望。

                                 07/12/3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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