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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西藏问题是文化存亡之争

   
   
   达赖喇嘛最近访问纽约对来自蒙古、不丹、尼泊尔的西玛拉雅民族的民众呼吁:“希望有着与西藏共同传统的西玛拉雅民族,和西藏民众一起来共同挽救藏传佛教。”对于西藏文化的担心,达赖喇嘛早在几年前就不无忧虑地说:“如果维持现状的话,我想西藏十五年后就不存在了。”在中共统治下,特别是在胡温政权,这帮没有历史文 化意识,渗透共产唯物主义思想,又对现代物质主义顶礼膜拜,情有独钟的集权者手里,西藏文化确实是分分秒秒地在摧残中死亡。
   
   达赖喇嘛尊者这些年来像念六字真经一样地在全世界,宣传和平不独立的中间道路,在中藏会谈中再三向中共表示:我们并不是要寻求独立,我们寻求的是可以保护西藏文化、西藏语言的西藏环境的真正自治。而自治的全部内容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宪法中所规定的已有条款。但是中共则一再把达赖喇嘛的这一明确立场,曲解为,所谓的自治其实质最后还是走向独立。其实从西藏的历史来看,从西藏和中国的政权所处的关系来看,中共的说词是对历史的无知。自唐代以来套用中共的一句话,自古以来西藏和中国政权的关系一直是类似保护国不像保护国,友邦不像友邦那样一种模糊的关系。在中国被外来民族如元朝蒙古族成吉思汗和清朝的满族的努尔哈赤统治之下,西藏和这二个中国的外来政权的关系,更是帝师之间的关系。西藏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雪域佛国,从来都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对它来说只有教区的概念,因此也有了让共产党和汉族同胞心惊肉跳的大藏区的概念。这个大藏区包括内蒙、四川、青海、云南在内的藏族人居住的区域。目前所谓的西藏只有不到西藏的一半领域,人口也只有六百万藏人中的二百多万。达赖喇嘛经常自嘲说,如果按中共的西藏概念,我这个出生在青海的喇嘛也不算是西藏人了。

   
   西藏作为一个佛教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要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远的不说,就在辛亥革命曾任驻藏大臣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处死后,藏人纷纷揭竿而起,杀戮驱赶驻藏官员和清兵。当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完全无暇顾及西藏问题,在此情况下,西藏完全可以按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来确立国家身份。但由着西藏文化传统上对现代法律地位上的麻木,而无所作为。在西藏噶厦政府看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赶走清朝驻藏大臣和清兵,只不过表示结束与清政府的帝师和保护的关系而已。西藏噶厦政府在辛亥革命后,作为一个佛教国家,除出英国以外,只与他周边佛国保持着关系,如尼泊尔、不丹、印度。印度的关系是在印度结束英国殖民地独立以后取代英国的。其实虽然西藏噶厦政府没有按照国际标准确立为现代的国家,但是他还是在某些方面顺应潮流,比如为了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在1947年发放了一份西藏护照,这个护照上有7个国家的签证,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沙特、埃及,成为西藏难得的一个现代国家的见证。
   
   西藏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有着它文化上的困难,毕竟西藏的语言文化来自印度。不过,西藏在公元七世纪被松赞干布统一以后,倒确实有那么一次可以使西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当年松赞干布以亚洲之雄,兵临城下大唐王朝,要求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藏地,但是唐太宗虽有开国之才,却无历史远见,只让宰相房玄龄送去一个文成公主,和几部佛经,就将松赞干布打发了。松赞干布在中国求文不成转向印度,印度派出密教大师莲花生到藏弘扬佛法,并以梵文为基础帮助西藏建立了藏文。而文字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西藏文化根本因唐太宗的愚昧而使西藏没有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当时大唐向西藏送去的不是文成公主而是汉文,那么汉藏这两个民族的两条历史河流很容易合而为一了。当然西藏成为亚洲汉文化以外的一个灿烂文化,也未尝不是幸事。
   
   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达赖喇嘛明确表示,我们不执着于过去的历史,我们尊重现实,这个现实当然是被中共统治半个世纪的现实。中共是西藏历史第一个真正统治西藏的政权。如果西藏仅仅是被中共政治统治到也就罢了,因为西藏对政治本来十分淡漠,对藏人来说不管谁统治西藏,谁当大臣谁当书记,只有达赖喇嘛才是他们真正领袖,是他们的菩萨他们的神。因此,藏人如果在中共统治下能像香港“马照跑,舞照跳”那样,“经照念、佛照拜”,藏人也就不会有太多的计较。可是中共统治西藏,不但对西藏实行所谓的“民主改革”,将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合作化生产“人民公社”这一套,与西藏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以武力强加于他们,并在文革期间毁教灭佛,西藏八千多座像征着西藏文化的寺庙被毁的所剩无几,僧侣不是被折磨致死,就是强迫还俗结婚,如同当今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文革后虽然某些庙宇修复重建,佛像重塑金身,但历代经文、宝典则早已灰飞烟灭,无法生还。重建的庙宇已物是人非,徒有其名,不再是西藏文化的精神圣殿和灵魂之地,而成为西藏的旅游名胜,成为政府敛财之地。佛寺内的僧侣被迫洗脑,接受共党教育,庙宇也编入中共行政体制。僧侣们稍有不服,违背党意,轻则赶出庙门,重则入狱座牢。 救苦救难的菩萨,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整个西藏已找不到一块可以潜心修佛的清静之地。
   
   中共对西藏佛教大肆摧残之时,对西藏的语言文化进行逼退。中共统治西藏以后,虽然在中小学实行藏汉双语教育(文革时一度取消了藏语教学),但97年以后,以方便藏人日后生活工作为名,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汉语为 主的教育,高等教育则以藏语无法和现代科技词汇相对应,而一直是 汉语教学。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方面也基本上处于汉语为主藏语为副的状态,藏语的电视频道迟至99年才开播,而且只有12小时。总之在西藏因着实际生 活中,不学好汉语就找不到工作,在西藏所有的事业和国家企业单位都需要汉语,录取藏族干部职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会说汉语,因为不会说汉语无法与汉族干部同 事 沟通。在西藏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藏人失业这样的客观现实下,造成了许多藏人只学汉文而不学藏文的现象。中共统治西藏五十年,西藏文化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共在西藏无论化多少钱,都做不到收买人心的目的,因为中共在西藏所实行的是藏族文化灭绝政策。
   
   中藏问题的核心是文化问题,统一和独立对藏人来说并不重要,只要西藏的文化能保住,能繁衍, 共产党再统治一段时间也没关系,西藏问题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下一代也可以解决,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且共产党的专制政治也不可能永远统治中国。但是西藏文化如果被灭绝了,那么西藏问题也不存在了。西藏人都说着汉语,写着汉字,穿着和汉人一样的服装,西藏和内地的一个省有何区别。这样的景观不是耸人听闻,而已经离现实只有一步之遥。而这正是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策略。达赖喇嘛最近一次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统治等于说给西藏文化遗产判了死刑。”中共政权是一个连自己本民族文化都肆意摧残的政权,根本不会在乎一个弱小民族的文化被灭绝。
   
   西藏文化对充满大汉主义的中共政权来说是落后野蛮的代名字,是应该淘汰的文化。但是中共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他们的愚昧无知。西藏文化对于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生活紧张而又烦燥不安的世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慈悲和给予,宽容和容忍,宁静和清心,内心的满足和快乐,以及利益众生的观念都是来自西藏这个雪域佛国。达赖喇嘛每年奔走世界各地的演讲,都在将慈悲为怀的这一“普世价值”传递给人们,他说:“愈是工业进步的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愈严重。科学及技术在很多方面创造了奇迹,但是,基本的人性问题却 依然存在。现在,人们的教育程度空前,可是,教育普及并没有产生好结果,却祇有精神上的不安与不满。毫无疑义,物质发展与科学技术都在不断增进,但是,这 太不够了,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和平、幸福,或者消灾。” 他大声疾呼,以改换人心的态度来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难题。他的思想观念受到几乎整个世界的倾心。英国诗人威帘.布莱尔有这样的名句:是的,我们的社会模式不是绝对的。古老的西藏文明,提醒和引导着人类,去凝视另外的生存方式,思考着人和大自然的亲缘关系,为人类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价值观,完全没有被中共所认识。像张庆黎这样的驻藏封疆大臣,竟然把达赖喇嘛称之为“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 ”。这种文革式的大批判语言和思维,这种自暴与时代脱节愚昧的勇气,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中共集团中的大多数干部都有着张庆黎同样的,结合着野蛮的无知,更有一批被历史断代,狼奶喂大的愤青,他们口无遮拦地对西藏喊打喊杀,不但要杀达赖喇嘛,而且要灭族西藏。这种愚昧野蛮不但摧残着西藏文化,也祸害着本民族的文明和进步。
   
   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带来文明的进步,反而使整个社会处于道德沦丧,精神颓废的状态。在中国任何一个公共领域已经看不到公正的影子,正义被扼杀,良知受嘲弄,慈爱与同情成为稀世珍物,无耻公然登台表演,谎言成为全民族自上而下的不二语言,社会已经回到弱肉强食的原始状态。这样一个中国,正需要藏传佛教这样满怀慈悲,普渡众生的文明予以救渡。然而这样的文明正在遭受中共的毁灭。中国毁灭西藏的文明的同时,也在毁灭拯救中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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