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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谔的胡言与余杰的演讲

   港大学生会长陈一谔口出狂言,余杰在香港演讲,这两件事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但稍一细想,便可发现内里的共通点---隔膜。
   
   所谓隔膜,《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轻易不相通,彼此不了解”,或者“不通晓,外行”。今天的港人包括历来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港大学生,对于大陆的现实和历史大多缺乏了解,甚至漠不关心。
   
   这种漠不关心以余杰的演讲会最为明显。复活节前夕,余杰作为著名的青年学者抵港举行了三场演讲,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法国领事馆文化部和浸会大学,内容涉及地下教会活动和中国民主进程。后者假坐金钟法国领事馆会议室。出席者22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外国人。

   
   当天的讲题为:《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应属热门话题。却遭到冷待。本地传媒似乎无人到场,会上提问者之一的程翔身份是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
   
   至于港大学生会会长陈一谔在该校六四论坛上的说法,更可用一句北方俗语作评论,那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他指责当年的学生领袖不理性,认为学生若及时自行散去,镇压就能避免。这是什么话?连北京当局都不敢这样犯众怒,他竟如此肆无忌惮口出狂言!
   
   请问陈会长:学生和政府到底是谁不理性?所有学生领袖都不理性吗?什么叫做“及时自行散去”?几月几日几点几分算“及时”?不“及时”就要格杀勿论吗?
   
   看来这位被称作“隐性左派”的会长并无“隐”讳,而是“旗帜鲜明”地为千夫所指的“中央政府”辩护。他完全无视当时北京百万民众上街堵截戒严部队进城的史实,说什么“当局镇压是有问题,但外界不应只将矛头对准中央政府”,貌似公正持平,实质力挺满手血污的独裁政权,如此变相为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的犯罪行为帮腔,是可忍,孰不可忍!
   
   陈会长和他的一位曲同学还进而质疑“有关坦克碾压示威者照片的真实性,说不知道死者是军人还是平民?为什么坦克碾压过后还有人样?为什么碾压过的自行车还是自行车样?”是真是假,他们“为什么”不去诘问下令出动坦克对付民众的北京当局?
   
   至于有港大一年级学生声言“我觉得好痛心,为何学生领袖会在最后一刻逃走呢?”这也是道听途说,不尊重事实的信口开河。据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周舵回忆,包括他在内的“四君子”与进逼广场的部队军官协商时,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还在现场。说这位同学当时“黄毛未退,乳臭未干”大概不合适,因为看样子1989年他尚未出生!
   
   写到此,想起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一段话:
   
   时间永是流駛,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六四民主运动的规模当然远超刘和珍牺牲于其中的“3.18”事件,但其形式一样属于“徒手”“请愿”。它所具的“深的意义”此处先且不论,“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已是有目共睹。前有袁木声称血腥镇压的照片乃现代科技手段拼凑而成,继有已故民建联主席马力的“猪”试验坦克辗压效果论,今有港大学生会长与某同学提的两个“为什么”。薪火相传,邓公有灵当于九泉额手称庆吧!
   
   不过,鲁迅该文末尾还有这样两句: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在香港,还有以支联会为代表的一批市民,每年坚持悼念六四死者;此次余杰的演讲,也仍然不乏聆听者,包括请他在其著作上签名的读者。外国朋友的热情支持,尤其令人鼓舞。
   
   隔膜之余,希望犹在,奋然前行者不必气馁。
   
   (09-4-14)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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