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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六.四”岂容满口雌黄?

   
   
   随着“六.四”临近,网上的有关信息几乎无日无之。这反映出20年前北京发生的那场血腥屠杀,在世人心目中种下的情意结是何等深厚。什么叫做“天下之大不韪”?邓小平当年对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的决策便是!
   
   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对于此一历史事件别有看法并不奇怪。除了北京既得利益集团外,认同当局的镇压举措者还大有人在。他们完全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无疑是言论自由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此类“异见人士”那种“一士之谔谔”,可能犯众怒。被“嘘”、被喝“收声”之类,例如陈一谔在港大六四论坛大放厥词后出现的场面,其实属意料中事。
   
   对此,有人不以为然。“据说,一位内地生,对六四论坛中有同学被嘘离场,感到受侮辱,他认为这种对异议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一种暴力。”
   
   果真如此吗?
   
   所谓暴力,按《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是指:1,强制的力量;武力。2,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如军队、警察、法庭。
   
   六四事件中,几十万军队、武警出动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这种暴力行为人神共愤。为这种明目张胆的暴力辩护者,其说词给现场听众的感觉,如同李怡先生日前文中所言是“刺耳难忍”。用北方话说就是使人“连肺都气炸了”。由此激起义愤,“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不是再正常不过吗?
   
   倘说这种“不能容忍”陈一谔及其帮腔者的嘘声“也是一种暴力”,充其量只能算“语言暴力”。跟臭名昭著的“维园阿伯”的破口大骂甚至挥拳相向的暴力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那位内地生“感到受侮辱”,他怎么不想想是陈一谔与帮腔者满口雌黄,罔顾事实,“侮辱”听众的智慧在前?既然胆敢挑战主流民意,就要准备承受正常的回应。这就像当面指斥公众愚蠢无知,理所当然令人齿冷,得到“收声”的回敬。
   
   或者另作比方。如果有人在杭州岳王坟前说: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虽然“手法有问题”,但“有其稳定政局之考虑”。那么,他自然会立即被旁边的游人喝令“住口”。若碰上个别脾气暴躁者,则说不定被扔进西湖喝一肚子水。
   
   
   事实上,但凡事涉历史上重大的冤假错案,公开讨论总是有一定的道德底线的。即所谓“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官方既无法只手遮天,尽掩天下人耳目。为虎作伥者亦必遭唾骂,此乃人情之常,虽或不足为训,却属可以理解,不能视作以暴易暴。
   
   何况此次港大讨论“六.四”之前,中共当局早有使用暴力的前科,继有一系列举措禁止提及有关话题,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物理学有一定律: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强。中南海如此高压,焉能不引起广大富正义感的港人之强力反弹?
   
   毛打江山时期尝云:反动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这句话适用于任何极权体制。这位“伟大导师”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于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又宣称:“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文革”时期该文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许多人倒背如流。而上述论点在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并未过时,我们不应因人废言。尽管是毛说过的话,只要符合事实,“对人民有好处”,我们都不妨取为己用。
   
   以此分析八九民运,顾名思义它旨在争取民主,虽在坦克辗压下以失败而告终,“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民觉悟之日,便是反动派覆灭之时。极权统治毕竟违背时代潮流,不可能持续下去,“万寿无疆”的。
   
   奉劝陈一谔和该位自感“受辱”的内地生,不论“背后有什么背景”,都先恶补一下毛著作,同时更多地接触有关“六.四”的各种资讯,然后再参加类似的讨论,以免成为众矢之的,自取其辱;或者陷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与公众格格不入的可悲处境。
   
   至于戴晴先前提出的“和解”建议,正如王丹分析的那样,目前完全看不到实现的可能。因为拥有强权的一方根本无此意愿。处于弱势的民运力量,能指靠什么让当局纡尊降贵表示“和解”呢?还是照毛1949年“教导”的那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另一方面,鉴于现时不少青年学生“不明真相”,被中南海的宣传误导,从而对八九民运或有某种偏见,所以,当年的亲历者有必要像王丹那样,向他们进行澄清。只有这样,才合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才能使有关“六四”的讨论沿着正确的轨道开展,进而有助于“人民的觉悟”,而不会变成对骂,把应该团结而且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到对立面,“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产生亲痛仇快的结果。
   
   真理越辩越明,但辩论仍需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
   
   (09-4-25)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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