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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还是成虫?
60年前中共建政前后,有一部著名歌剧《白毛女》,描写抗战时期贫农杨白劳遭地主黄世仁逼债,于大年三十夜自尽,其女喜儿被抢入黄家当婢女,黄将之奸污后再把她卖给妓院,喜儿逃入深山,夜出觅食日间藏匿,因不见天日毛发尽白,获“白毛仙姑”之号。后经八路军拯救重返家园过正常生活。该剧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极具震撼,曾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然而毛登基之后,举国已“变成人”的炎黄子孙很快就开始被“折腾”,才十年光景弄到民不聊生,饿殍不下三四千万。存活者也无复人样,分化为几大类:害人虫、应声虫、磕头虫和可怜虫。一言以蔽之:毛皇帝把人变成虫。
这就是“伟光正”的“党”之德政。时至今日,尽管大陆民众的物质生活比毛时代大有改善,但只是基本解决“生存权”问题。他们不能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稍有越轨,便遭禁锢,发起《08宪章》的刘晓波即是一例。
可是,追求自由乃人类天性。当局的御用文人即使巧舌如簧,指鹿为马,对此也不敢公然否定。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可谓深入人心。毛、邓这样推行极权统治的独裁者,虽然内心反对自由,却也不敢赤裸裸地和孙中山唱反调。
众所周知,毛抨击过“抽象的自由”,号召“反对自由主义”;邓则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一百年。但到底是扭扭捏捏,乔装打扮,而没有赤膊上阵,公然讨伐自由。
不料身为知名国际影星的成龙,竟然超越毛爷邓公,挑战人类的普世价值,宣称什么:对自由感到矛盾,太自由了,就会变成香港和台湾般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要管的,如果一不管,一开放呢,我们就会为所欲为了”。
这种“自由致乱论”和“中国人要管论”,实在是石破天惊,典型的应声虫兼磕头虫腔调!
奉告这位香港出生的陈“大哥”,你享尽自由世界的好处,身家十亿,荣华富贵,全拜自由之赐。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肆意抹黑生你、养你的“香港地”,把“中央”一再肯定其“稳定繁荣”的东方之珠“唱衰”,无乃太过乎?用一句北京土语:你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怎么在博鳌胡说八道开了?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跟毛所不齿的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对当奴才甘之如饴,也不该宣之于口呀!贾桂是卑躬屈膝成自然,主子大发慈悲给他赐坐,他答称:奴才站惯了,不敢坐。“大哥”你若也“不敢坐”,大可悉听尊便,怎么能以“中国人”的代表自居,要求北大人“管”呢?是谁授权给你恭请当局对十三亿民众套上“紧箍咒”,以免其“为所欲为”呢?
被激怒的网民有人让这个口出狂言者去北京上访村看看,此议未免过于“温良恭俭让”了。不如把他送到山西的黑煤窑干上几天小工,使之尝尝被“管”的滋味;然后再转送北大荒的劳教场,跟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化异见人士的优越做法。
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港大学生会陈一谔会长肯定不是奉中联办旨意,指责“六四”事件中学生行为失当;此“一谔之士”的本家“大哥”,也肯定没有获博鳌论坛主办者如龙永图秘书长或其手下授意,在会上发表“自由致乱论”和“中国人要管论”。奴才口不择言,貌似激进,其实给主子添烦添乱了。磕头虫兼应声虫这番表演实在时机有误,地点不对,效果适得其反。
由此联想到,回归前某专栏作者称:实行港人治港,若在位者不敢作主,一味揣摩北大人意旨,还不如直接由京人治港。后来笔者乡间一位亲戚也说,似董伯般决策前怕狼后怕虎,实在不足为训;若改由东莞某公社书记取代其位,反而一定比他放得开,干得好。此虽属假设,却不无道理。
试想,倘由中宣部派员统一掌管本港舆论,收回恩赐给“特区”的什么“言论自由”,明令规定所有市民包括富商巨贾、国际影星一律不得就敏感话题置喙,则岂会发生此次的博鳌谰言风波?“一谔之士”也不会贸然亮相,而致将激发今年更多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了。
只是如此一来,700万港人也就跟大陆13亿同胞差不多,从人变成了虫!呜呼。
(09-4-25)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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