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共建政前后，有一部著名歌剧《白毛女》，描写抗战时期贫农杨白劳遭地主黄世仁逼债，于大年三十夜自尽，其女喜儿被抢入黄家当婢女，黄将之奸污后再把她卖给妓院，喜儿逃入深山，夜出觅食日间藏匿，因不见天日毛发尽白，获“白毛仙姑”之号。后经八路军拯救重返家园过正常生活。该剧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极具震撼，曾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然而毛登基之后，举国已“变成人”的炎黄子孙很快就开始被“折腾”，才十年光景弄到民不聊生，饿殍不下三四千万。存活者也无复人样，分化为几大类：害人虫、应声虫、磕头虫和可怜虫。一言以蔽之：毛皇帝把人变成虫。
   
   
   这就是“伟光正”的“党”之德政。时至今日，尽管大陆民众的物质生活比毛时代大有改善，但只是基本解决“生存权”问题。他们不能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稍有越轨，便遭禁锢，发起《08宪章》的刘晓波即是一例。
   
   
   可是，追求自由乃人类天性。当局的御用文人即使巧舌如簧，指鹿为马，对此也不敢公然否定。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可谓深入人心。毛、邓这样推行极权统治的独裁者，虽然内心反对自由，却也不敢赤裸裸地和孙中山唱反调。
   
   
   众所周知，毛抨击过“抽象的自由”，号召“反对自由主义”；邓则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一百年。但到底是扭扭捏捏，乔装打扮，而没有赤膊上阵，公然讨伐自由。
   
   
   不料身为知名国际影星的成龙，竟然超越毛爷邓公，挑战人类的普世价值，宣称什么：对自由感到矛盾，太自由了，就会变成香港和台湾般乱，“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要管的，如果一不管，一开放呢，我们就会为所欲为了”。
   
   
   这种“自由致乱论”和“中国人要管论”，实在是石破天惊，典型的应声虫兼磕头虫腔调！
   
   
   奉告这位香港出生的陈“大哥”，你享尽自由世界的好处，身家十亿，荣华富贵，全拜自由之赐。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肆意抹黑生你、养你的“香港地”，把“中央”一再肯定其“稳定繁荣”的东方之珠“唱衰”，无乃太过乎？用一句北京土语：你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怎么在博鳌胡说八道开了？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跟毛所不齿的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对当奴才甘之如饴，也不该宣之于口呀！贾桂是卑躬屈膝成自然，主子大发慈悲给他赐坐，他答称：奴才站惯了，不敢坐。“大哥”你若也“不敢坐”，大可悉听尊便，怎么能以“中国人”的代表自居，要求北大人“管”呢？是谁授权给你恭请当局对十三亿民众套上“紧箍咒”，以免其“为所欲为”呢？
   
   
   被激怒的网民有人让这个口出狂言者去北京上访村看看，此议未免过于“温良恭俭让”了。不如把他送到山西的黑煤窑干上几天小工，使之尝尝被“管”的滋味；然后再转送北大荒的劳教场，跟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化异见人士的优越做法。
   
   
   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港大学生会陈一谔会长肯定不是奉中联办旨意，指责“六四”事件中学生行为失当；此“一谔之士”的本家“大哥”，也肯定没有获博鳌论坛主办者如龙永图秘书长或其手下授意，在会上发表“自由致乱论”和“中国人要管论”。奴才口不择言，貌似激进，其实给主子添烦添乱了。磕头虫兼应声虫这番表演实在时机有误，地点不对，效果适得其反。
   
   
   由此联想到，回归前某专栏作者称：实行港人治港，若在位者不敢作主，一味揣摩北大人意旨，还不如直接由京人治港。后来笔者乡间一位亲戚也说，似董伯般决策前怕狼后怕虎，实在不足为训；若改由东莞某公社书记取代其位，反而一定比他放得开，干得好。此虽属假设，却不无道理。
   
   
   试想，倘由中宣部派员统一掌管本港舆论，收回恩赐给“特区”的什么“言论自由”，明令规定所有市民包括富商巨贾、国际影星一律不得就敏感话题置喙，则岂会发生此次的博鳌谰言风波？“一谔之士”也不会贸然亮相，而致将激发今年更多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了。
   
   
   只是如此一来，700万港人也就跟大陆13亿同胞差不多，从人变成了虫！呜呼。
   
   
   （09-4-25）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