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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故居寻访记

白崇禧故居寻访记
   
      (首发稿)
   
   

   
    与李宗仁的公馆、故居的闻名遐迩、明白易寻恰成对照的是,白崇禧的公馆和故居若有若无、无从寻觅。大学毕业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访白崇禧在桂林的遗迹,却始终不得要领。
   
    寻访中得知:桂林白公馆名曰“桂庐”,座落在榕湖畔,早已被中共桂林市市政府改做他用,现在被政府经营的桂林市国宾馆——榕湖饭店占用。由于今天的“桂庐”早已人去物空、面目全非,而且榕湖饭店区域乃市委重地,饭店内部,寻常人等不便出入,近年来社会矛盾愈来愈具爆炸性,为了“反恐”的需要,那里更是戒备森严——军警林立、便衣骚动,因此,参观白公馆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寻访中并得知:白崇禧早年先居于桂林市西南部的临桂县会仙镇附近,后迁至今桂林市雁山区草坪回族乡,位于桂林市市区东南方向约二十八公里,白崇禧在草坪长大成人。但原来只有会仙保存有白崇禧家族故居,但该故居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共产党政府革了命。因此,寻访白故居一事,十多年来也只得不了了之。
   
    但是,在2007年的一个夏夜,我在己家所在的奇峰小筑小区门外的理发店理发时,从一位来自会仙的老板娘口中得知:白崇禧的故居还在,在距会仙镇很近的山尾村。老板娘还热情地告诉我如何走法:在银锭路搭乘去会仙的中巴,告诉车上的人要去看白崇禧故居就成,他们会告诉你在哪里下车。
   
    在去会仙乡的中巴上,一听说我要去看白故居,农民们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告诉我,去看白故居需要在距会仙镇三里外的山尾村下车,并让我不用担心,到时他们会提醒我。
   
    提到白崇禧,农民们象打开了话匣子,围着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谈古论今。坐在我身边一个四十出头的大脑袋壮实农民说:他的叔爷1949年随白崇禧去了台湾,后来在台湾搞养殖果蔬发了财,前年还回来过,他可怜我们穷,每次回来都给许多亲戚送美元。那汉子痛心疾首地说,他爷爷那时也是国民党兵,却犯傻舍不得走,结果文化大革命被斗死了,要是走了多好!农民们对我说,白崇禧为人很讲义气很重亲情,当年撤离桂林的时候,尽力动员亲朋好友一起走,并从会仙老家带走宗亲一百多人;“解放”之初,这些跑了的乡亲均被划为“反革命”,土地房子被没收、亲戚被杀挨整,现在共产党为了拉拢台商来投资,又给他们一些人留在这里的亲戚归还了房子、土地。农民感慨说:当初要是一起跟白崇禧走了多好!
   
    提到共产党,农民们两眼冒火,把共产党对农村的“乱收费”、强征土地臭事一下子抖出来两箩筐,他们对“计划生育”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痛斥这是要人断子绝孙的政策,只有“没有屁眼”才想得出来;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三十来岁模样的农妇说,最近抓“计生”又开始紧了,“计生”工作队经常来抽查,如果“超生”的那家人躲了,就砸开门抢东西。一个六十多岁样子的老农民说:“共产党以前把农民的粮食都收上去,让农村人都饿死,我大伯、二伯、大孃、两个姐都在六零饿死了!”另一个中年汉子说:“我家老人家告诉我,共产党比国民党坏一万倍都不止!”
   
    除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小年轻显现出迷茫漠然的表情外,对于我们这喧喧嚷嚷的“反动”言论,车上几乎没有反对的表情,农民出身的司机和售票员不时对我们报以憨笑,目光中带着理解。
   
    我不仅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当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八零后”的大学生们谈过中共、谈过“计生”、谈过“六四”、谈过历史…他们都认为中共是一个振兴了中国的伟大政党、他们坚定地支持“计生”,认为这是富国富民的基本国策,而丝毫不觉得这是对人权的野蛮侵犯、这是断子绝孙的自杀暴政、他们没有人知道大饥荒、几乎不知道文革、更不知道“六四”屠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桂林街头,满脸满胳膊贴满五星红旗,莫名其妙自豪狂喜的大学生们比比皆是。现在大学生们,居然还不如大字认不了两箩筐的农民更明白事理、更懂得社会、更具人文素养,这是何等扭曲的一种教育体制!在中共精心营造的这种教育体制下,读书不仅不能开启民智,反倒形成“读书越多越愚蠢,读书越多越扭曲”的现实局面。这是何等黑暗邪恶的一个国家!
   
   
   
    出了桂林市区,中巴开始在黄白色的扬尘中嘎嘎地蹒跚而行。由于通往南路临桂——会仙、宛田、中庸等地的二级公路在建当中,汽车等于在砂石黄土堆中行驶,整个车身笼罩在浓浓尘土中,以致车上的人不得不强忍住仲夏桂林的酷热关闭车窗,车上燥热感觉令人窒息,恰似六月午后在太阳下跑完一千五百米的那种感觉。但是农民兄弟依然能够谈笑自若,中国农民恐怕是全世界最能吃苦的国民。
   
    总算到了该下车的地方,那是一个树木稀少的村落,无遮无避的暑热似乎在表达不欢迎的态度,在白色砂石路的一侧,一大群粗陋黑顶瓦房暴晒在盛夏的骄阳下,看不出哪一家是白故居。村中静悄悄得不象是白天,偶有一群受惊的鸭子奔过土路,才显现出人住的迹象,深入村中肮脏的巷陌,有两三条黄狗冲我干吠了几声,就懒洋洋地望屋角躲荫去了。在村中旋了好一阵,才先后找到两个人问路,找对了白故居的方向。
   
    白崇禧故居座落在村后部的地势较高的位置,建筑式样也是明清式高墙宅院风格,以灰黑色调为主,与李宗仁故居相仿,青砖彻成的院墙高达七八米,只是砖色青新、灰浆鲜白,院墙新落成的痕迹很明显。故居的正门是一座三米高的拱形黑漆大门,两扇门紧闭,横在上面的大铁门闩锁着一把大锁。见此我叫苦不迭,但走到这一步早已经疲惫不堪、汗流浃背、饥渴难耐,只有先找户人家再说,哪怕聊聊天也好,也得个歇脚。
   
    正好白故居旁有一户人家开着院门,就去投那户人家,接待我的是一个身材单薄、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二十岁出头,听说我来参观白故居,他态度很友好,他告诉我说:白故居尚未对外开放,大门的钥匙由他家代管,偶尔有游人来看,由他家开门。
   
    喜出望外之下,我决定乘兴参观了再说,我渴盼着能够饱览白崇禧生前的照片和文物,就象在李宗仁故居那样一饱眼福。但是抢进去后,寻遍了一楼各个厅堂、厢房,没有白崇禧留下的片字片纸。失望,就象象天边的乌云一样悄悄地涌起;继而就象汗水一样浸透了背脊。我搜遍了楼上的每一处角落,找不到白崇禧留下的半点遗迹,唯有混杂着油漆味的绵绵木香——那是新木料的特有香味,和悠悠的静默。
   
    主楼为三层木楼结构,棕黑色调,木质坚厚扎实,油漆不到之处,木色新新,新修成的痕迹昭然。房檐的檐角鸟兽雕塑精致,体现出明代追求细枝末节精致的风格,整座主楼,还算古朴典雅、错落有致。
   
    二楼与三楼,每一层楼都有带有扶手木栏杆的曲折的回廊,每一层都有五六间阁房,带着精雕细凿的那种视野不畅的传统花格子窗,阁房之间,自有回廊和阴暗的过道相连;每间阁房都奇怪地空空荡荡,阵阵穿堂风过,阴凉得不像是在盛夏的中午,置身其间,就象置身于漂泊在大洋中的一艘无人“鬼船”,只有某些房间中那种瑶乡风味的木栏杆阳台,才会将人载近人世间;阳台外
   
   面是幽暗的天井,仿佛必须奋力爬出天井顶外,才得重返人世间。
   
    三楼有一些房间和过道的墙上配有城墙箭楼那种射击孔般的方窗,有一扇厚木门关闭,木质和窗台的青砖质地都很新。这种方孔窗,李故居也有,大概是大户人家自组家丁防匪自卫之用,但是再严密的防守,也只防得了山上的小匪,防不了窃国的大匪。
   
    推开这扇厚木,豁然间眼前一亮,在这暗楼中呆了半个时辰,窗外的人间显得光和日丽、如天堂般的美好。凭窗而望,外面的日光下是一个静谧的村落,在这里俯视,村舍到不显得如刚进来时看到的那样凌乱,黑瓦白墙错落相交、村后树荫摇曳生情、远山逶迤叠嶂,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倚靠在人世间的光亮旁,幽灵船的感觉渐渐消退,变得恬静和悦起来;这所宅楼远离主干道,听不到一点往来机动车的噪杂,全然没有李宗仁故居的那种躁动感;倚窗而歇,两腋凉风微微、窗外暑气袭人、知了昏热地嘶叫不休,真想就窗下铺一张凉席,沉沉睡上一觉。
   
    三楼顶上有平台,可供览景和晒谷之用,但正值盛夏中午剥皮般暴晒当头,不想上去了。
   
    
   
    怀着八成的失望心跨出那黑漆拱门,更觉步履发颤、饥肠辘辘、焦渴难耐,没奈何只得再去找小伙子那一家。小伙子的母亲和姐姐适才在地里干农活,现在已经回来了,正在院子里掐菜——幸而农村人中午饭吃得晚,一般要下午两点多钟才开饭,于是我就给了他母亲一些碎银子,向他们弄些茶饭来吃。他母亲本是个厚道的人,得了我五十元钱很是过意不去,先切了半斤牛肉、又杀了一只土鸡,并着农村家酿的甜米酒,一起做好了端来,还连说没有什么菜给我吃。小伙子锁了白故居的门,也来一起吃饭。
   
    借着酒兴,原先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姓白,是白崇禧宗亲之后,他在南宁的一所中专读书,现在正在家中度暑假。对于这所暂新“故居”,小伙子说:这只是模仿原样重建的白故居主楼,近年才由政府拨款建成;他说,听老人家说,原来的白崇禧故居,是一座大庄园,比现在这座楼大得多,里面有大片的荷塘、还有凉亭、拱桥,庄园里有好几座楼,现在这座楼,只是庄园中心的主楼的样子,所有原来的那些东西,“解放”后统统拆掉了。小伙子说,现在政府重建这座主楼,是为了拉拢海外的会仙人,吸引他们回来投资;因为当年跟白崇禧跑出去的会仙人很多,好些人在外边都发了财。
   
    小伙子母亲还告诉我:其实这里只算得白崇禧的半个老家,因为白崇禧十岁以后,他们家就迁到桂林市东南方四十里的草坪回族乡去了。
   
    小伙子不愧白崇禧故居的看门人,对白故居的典故如数家珍。我们一边聊,一边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种名叫“水口冲”的家酿米酒,虽然度数不高,但滋味甘醇,又不上头,一喝而不可收拾,因此比普通白酒更容易喝醉。酒过六巡,我禁不住又“反动”起来了:痛斥中共搞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腐败和贫穷的根源、我并痛斥中共的“计划生育”是逼迫老百姓断子绝孙的暴政;我借着酒劲愤怒地说:邓小平自己儿孙满堂,子女都加入外国国籍,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却只准老百姓只生一个!
   
    出乎意料,小伙子的母亲连连点头,并且也来了讲话的兴头,她说:她只有这小伙子还有他姐两个孩子;女儿嫁人了,儿子又要读书,农忙的时候累得腰酸背痛,我还有侄子帮忙,那些没有亲戚帮忙的你看怎么办呢?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又晚,又只准生一个,长大了去城里打工,农村没有人做事了,别人家六十七岁的老人家照样得下地,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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