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曾节明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曾节明文集]->[为什么共产极权在中国和东亚最为顽固? ]
曾节明文集
·中国将以南方为中心建国
·中共改抗日八年为十四年,意在抢救政权合法性
·习共重操毛共株连术,覃夕权女友母女流亡处境堪忧
·蒙古的毒雾霾反衬出计划生育的超级荒谬
·彭明之死的新细节
·中国民运没有失败——告余志坚
·人生如浮冰
· 反对派决不应为毛左上街而欢呼——告余志坚
·西方左派是过分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穆斯林的突破口
·“二战”前的英国暗合道家
·中共覆灭前是持续的倒退,再不会改良
·效鲧治水——评习近平突出“安全”的最新指示
·中共国的不治之症:癌瘤般膨胀的公务员队伍
·赵匡胤开启了中国亡国的大门
·赵匡胤开启了中国亡国的大门
· 对宋朝,过份贬低和过份赞美都是错误的
·危及宪政文明的“政治正确”,才是政治不正确!
·驳胡平反“禁穆令”的狡辩
·宪政失衡也会走向反面:评川普入境新政受阻
·反川黄左赛昆的脑残奇观(之一)
· 反川黄左赛昆的脑残奇观(之二):林彪不会打仗!
·透视王林之死:中共当局杀人灭口的新手法——“取保”死
·蒋介石国际战略大错,错失保存大陆民国的最后机会
·“二战”后美英为何把中国大陆推落共产火坑?
·内心认同蒋介石的林彪,为什么始终跟从共产党?
·外国人入境权不是“普世”人权——为特朗普“禁穆令”正名
·正在摧垮西方的白左主义,是美英联苏的结果
·女权主义者为什么更不幸福?
·警告某脑残网评:川普是“计生”的坚决反对者!
·中央有人在利用老兵消费习近平
· 贞德式的女性将再次拯救法兰西!
·反市场经济,习近平反形已露
·对“多元化”的再审视
·对“多元化”的再审视
·美、英的“二战”政治正确,正在毁灭西方文明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解放军老兵梁山桥讲述“西藏平叛”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
·中国政局观察:王岐山扩权,李克强危险
· 中国国足胜韩之“零突破”,标志红朝不久了
·德州惩罚“打飞机”的议案,再次警示民主制度下专制的危险
·谁是我们的敌友?——中国应有独立的历史价值观
·德州惩罚“打飞机”的议案,再次暴露了女权主义者的虚伪和邪恶
·中国人不要怕“日本威胁”,正要怕俄、穆威胁
·彭明生前的三个预言,已应验两个
·犹太人左倾的真正原因
·戳穿弥天大谎——“二战”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千年大计”的丑剧救不了习近平
·为什么多元文化是行不通的?
· “六四”后中共政权的五个阶段
·当年学生扭送余志坚等人,是因为视毛为神圣吗?
·反川黄左为何变脸为特朗普欢呼?
·白左和共和党建制派为何都对俄中一手硬一手软?
·特朗普的最大威胁来自共和党内
·“中国革命民主平台”的设立不妥
·朝鲜问题唯有武力解决,且越早越好
·中共之坐大,究竟是因为西安事变,还是因为蒋介石的决策大错?
·中国大陆赤化的三大因素:一英美坑害;二容共抗日;三苏联赤化
·透视西安事变:张学良想做盛世才第二
· 透视4.19郭文贵直播爆料遭掐断事件
·高智晟+郭文贵=中华联邦共和国
·郭文贵为什么可以制胜中共?
·荒谬透顶、徒然助长中共嚣张气焰的乞讨式“民运”
· 在共特问题上持虚无的态度的,都是哪些人?
·朝核问题透视:中共“拖刀”,川普中计
·曾节明平衡主义暨治国思想
·中国为什么必须实行联邦制?
·片面地否定一个民族或吹捧一个民族,均不可取
·十九年前在广州的异闻:中共国亡于羊年生人之手
·朝鲜逆射导弹,放大了习共的欺美贼脸
· 为什么维权运动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 灵异经历:梦见彭明
·透视中共让郭文贵老母、妻女来美团聚心机
·为什么甘地、曼德拉式的抗争对中共毫无用处?
·中国反对派行动指南(增加了对付中共恶官警狗的别动法)
·打击中共基层干部是瓦解中共专制的特效办法
·“六四”抗争的巨大荒谬:既要中共让步,又要画地为牢
·习近平狂搞“一路一带”,用心何在?
·重新审视曾国藩,是中国文明进步的必须
·特朗普遭调查,将刺激美国对朝鲜动武 ——朝鲜的气数尽了!
·《马前课》已经明了:郭文贵发声致中共政权今年大衰
·中共的死穴在经济而不在政治——建议郭文贵爆料中国经济真相
·郭文贵现象是中共国晚期的必然现象
·超越薄熙来”唱红打黑“,习近平必很快复辟计划经济
·中国楼市逆市红火的原因:新一轮庞氏骗局鸡血——印钞圈钱
·大步回归毛泽东,习近平当局露出了大批谋杀政治犯的狰狞面目
·谢选骏深刻的奇谈怪论
·中共突然对刘晓波“保外就医”,意在制造新热点转移视线
·刘晓波选择去德国是上选
·二次公私合营启动,习近平主导中国向毛共极权倒退
·海外实干反对派人士最好加入外国国籍
·习近平全面复辟计划经济的又一信号: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出笼
·郭文贵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流亡政府的总统
·对付郭文贵,中共下一步的可能手法
·气候对民族优劣的影响大于血统——与谢选骏商榷
·把德国带入地狱的是哲学家张伯伦吗?
·匪党又在耍流氓,国内人有美元存款的千万别换人民币!
·刘晓波先生以自己的生命,验证了甘地式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孙政才被拿下标志着习倒向王
·“苏东波”模式既非中国样板,也非全然“和理非”——驳胡平
·全面崩溃即的信号:富豪争相套现撤逃!
·和理非在今日中国不具成功的条件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为什么共产极权在中国和东亚最为顽固?

为什么共产极权在中国和东亚最为顽固?
    【 “苏东剧变”二十周年的新反思(之三)】
   
       (首发稿)
   

   
   
    尽管中国不是共产极权的创始国度,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非常有利于共产极权的滋生,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比俄国的文化传统更有利于共产极权的稳固:
   
    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远比俄国漫长。俄国有东正教传统,中国则没有宗教传统,皇权之侧,不存在任何超越世俗权力的制约势力:俄国尚有表面独立于皇权的东正教神权,中国则连这种表面的神权都没有,中国主流社会所遵奉的所谓“儒教”,以君主为敬拜的核心,从灵到肉都是帝王的婢女,而且儒家因为对彼岸世界的回避,根本算不上宗教。俄国文化中有贵族传统,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贵族传统,因为自西汉以后,中国的贵族阶层逐渐被消灭殆尽,而俄国的贵族力量虽弱,但“十月革命”之前的七百年里,贵族阶层毕竟一直存在。没有贵族,就少了对王(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没有贵族传统,也就没有独立于世俗王(皇)权的独立人格精神,因此俄国能够产生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一大批独立于沙皇权力的文化和思想巨匠,中国则大量地产生依附于帝王的文人投机者,如孔丘、董仲舒、朱熹、康有为等、或者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毫无建设性的造反暴民,而鲜有人格独立的文化思想巨匠…因为贵族传统的缺乏,中国精英阶层的奴性要比俄国精英阶层更为深重。
   
    以上可见,中国的王朝社会是比俄国社会更彻底的一元化专制社会:帝俄时期的俄国社会多少还有一点欧洲中世纪政教分权社会的外形;而中国的王朝社会则是纯粹的皇权一权专制(一元化专制)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传统是纯粹世俗的一元化专制社会传统;而俄国的社会传统则是欧洲形式的专制社会传统: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皇权(或世俗行政权)没有神权,也不容许任何对皇权(或中央)分权制衡的因素存在,对“功高震主”等皇权之侧的权威也很忌讳,中国的皇帝犹如上帝,只有皇帝一人神圣无比,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奴隶;而在俄国的传统中,虽然也是皇权至上,但神权享有崇高的地位,承认贵族的荣誉和权威,沙皇虽然高贵,但也只是俄国最大的贵族而已。
   
    相比之下,中国的皇权(中央权力)不受任何(包括宗教力量)的制约,而俄国的皇权(中央权力)却受到东正教和贵族传统的制约,尽管这种制约比起西欧的君主小得多。
   
    由于共产极权是一种极端集权、极端排他性专制政权,它天然容不得任何政权之外的权威、也容不得任何分权制衡的因素,因此,中国式的纯粹皇权一权专制社会传统,要比沙俄那种带有欧洲特征的专制社会传统,与共产极权更加兼容和相通。
   
    由以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比俄国的历史传统更具专制成分;一国的民族文化来自于该国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比俄国的民族文化更具专制和奴性的性质。共产制度正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奴役制度,因此,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比俄国的民族文化与共产极权更加情投意合。
   
   
   
    儒家传统,是中国区别于蒙古和前欧洲共产极权国家的特殊因素,然而,这一因素的影响,却受到广泛的忽视。事实上,儒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持久的影响,是造成共产极权在东亚特别成功、特别顽固的重要的原因,儒家影响的因素,是世界其他地区共产国家所没有的因素。
   
    由于具有强大的稳定专制统治意识形态软功能,儒家自汉武帝时期开始被王朝统治者看重,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逐渐牢牢地长期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随着儒家影响的扩张,自明朝开始,中国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有人认为:俄国没有儒家传统,却创生了共产极权,因此共产极权的产生和存在与儒家的影响无关。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没有儒家传统的俄国创生了共产极权,只能证明儒家传统并不是产生共产极权的必要条件,并不能证明一国的儒家传统对一国共产极权的产生和存在没有影响。 
   
    不能不承认:儒家的无神倾向、追求圣王、平均主义、大同理想、歧视和抑制工商业等性质和价值观,和与自由主义精神处处相悖,却与共产极权息息相通;儒家传统的的两大特征:官本位和家长制,与共产极权的权力万能和等级专制特征,可谓是貌离神合。
   
    因此,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表面上看与共产极权势力牛头对不上马嘴,其实因为内在的两相投合性,儒家传统社会与共产极权势力,恰如插头和插座的关系,能够轻松对接、立即通电。
   
    自由主义是宪政民主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儒家与自由主义精神处处相悖,因此儒家传统的社会不可能自发地生长出宪政民主体制,儒家社会天然地适合专制独裁统治;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儒家传统社会能够自发地转型为宪政社会:南韩和台湾的宪政转型是因为美国的影响和压力,香港的自由是得自于英国的统治,而缺乏西方压力的儒家社会新加坡,至今匍匐在“现代化”的李家专制王朝脚下。
   
    正因为儒家传统的社会与共产极权势力内在的两相投合性,因此,共产极权势力赤化中国会那样得心应手,尤其是在商业落后且闭塞的陕甘宁、华北、东北,简直如鱼得水(在江浙、上海、广东则相对困难得多)。
   
    与儒家作用几乎完全相反,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民族文化主体基督教(东正教)、尤其是天主教,对共产极权势力劫夺和稳固则构成顽固的障碍。因为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的一神信仰、罪恶感、契约精神、产权观念、彼岸世界等价值观,处处对共产极权势力的劫夺和稳定构成障碍和挑战,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因为崇奉教皇为最高世俗权威,而且内部有一套等级体制,它尤其是共产极权势力树立自我权威的障碍。基督教(东正教)传统最不利于共产极权势力的影响是:它能够生发出人道主义精神,它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共产极权赖以存在的支柱——暴力镇压,这就是苏共领导人中能够产生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道德伟人,而中共却不能;东欧能够在八九民主化风潮中和平演变,而中国却不能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同为民族文化主体的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东正教)传统对各自所在国(地区)共产极权势力的影响大不相同,在儒家传统的中国,儒家对共产极权势力的窃国和统治妨碍很小,内在的扶助作用却很大;而在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的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基督教(东正教)传统对共产极权势力却具有根深蒂固的阻碍作用。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苏俄对东欧、中欧的赤化战略实施一度以惨败收场、一筹莫展,最后苏联是藉助“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机遇,通过对东欧国家的直接军事占领,才得以将共产制度移植到东欧。而同样是扶持中国的政治势力以赤化中国,却顺风顺水、几乎不用耗费一兵一卒。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前苏联、前东欧国家可以通过回归本民族的基督教(东正教)传统瓦解了共产极权统治,而在中国,回归民族传统——儒家传统,只会有强化专制独裁的作用、使共产政权重新加强;这就是共产极权在中国特别稳固、特别顽固的原因所在。
   
    因为深受中国儒家的影响,同为儒家传统社会的朝鲜、越南,共产极权势力同样非常稳固和顽固。在亚洲国家中,只有没有儒家传统的蒙古成功地随前苏联、东欧一道摆脱了共产极权统治。
   
    
   
    毛泽东之后的中共,显然看到了儒家对稳定专制独裁的巨大功用,因此逐渐抬举儒家;江泽民之后,胡锦涛在重树马列的同时,更是拼命宣扬儒家,由中宣部授意、央视包装,儒家吹鼓手于丹被捧成大红大紫的文化“明星”,有效地愚弄着新一代年轻人;毛共时代,中共以打砸抢的姿态、赤裸裸地毁坏中国民族文化,胡时代的中共,则以精心伪装成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以“弘扬民族文化”的爱国姿态,拼了老命地宣扬儒家糟粕传统、疯狂煽动文化民族主义,以此抵御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这,无疑是远比灌输马列意识形态更加阴险狡诈的保专制
   
   法术。
   
    除了儒家传统对专制的巨大天然帮扶作用外,中国传统中还有一个别国所没有的糟粕传统,它同样有力地支撑着中国共产极权统治集团的存在,那就是统治集团卖国保权的政治传统,具体地说,它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一己之统治,轻易出卖民族利益。
   
    这种卖国的政治传统,主要形成于满清时期。与中国传统的中原王朝不同,满清王朝是化外野蛮民族征服中国的结果,它自始自终带统治有强烈的殖民征服政权的性质,尽管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一定程度遮盖了这一性质。因为满清政权的殖民征服性质,也因为满洲(女真)民族的落后和民族气质上的鄙劣和狭隘,清朝对中国的统治空前(当然并不绝后)的专制和阴毒,为了一族专制的利益,其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戕害和压制,不择手段,无以复加、其精细恶毒程度令人发指;自始自终,享有特权地位的满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中国人,而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主人;直至清末,满清权贵集团仍然坚持“汉人强,满人亡的观念”、甚至公然叫嚣:“宁赠外邦,不予家奴”、“宁亡中国,也不能亡我大清”,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满清统治者不仅不谋求国家富强,反而为了统治的稳定处处扼杀社会的活力,一心求取国家的积贫积弱。
   
    这样鄙劣无耻的统治心态,甚至在同为异族统治的其他国度里,都是十分罕见的,比如:诺曼征服后的英国,说法语的诺曼统治集团固然处处歧视英国主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但对外却以英国人自居,处处为英国谋取国家利益,“宁赠外邦,不予家奴”的心态,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同为征服者的元朝蒙古统治者,也不曾有这样鄙劣的心态。
   
    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满清统治者统治中国,自然就不仅不会维护中国的利益,反而处处以出卖被统治民族利益为能事:早于顺治时期,为了对付郑成功势力,满清统治者就勾结荷兰殖民者制造思明洲(厦门)大屠杀、乾隆帝则公开向大肆屠杀印尼华人的荷兰殖民政府特使表示感谢,感谢荷兰人大杀汉人、近代以后,面临西方列强的挑战,清统治者更是以卖国求荣求稳为能事。
   
    满清长达两百六十八年的殖民卖国统治,对中国的政治传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满清卖国政治的影响下,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孙中山、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不习惯性地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一己政治私利,卖国自肥、卖国以逞。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