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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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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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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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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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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来源:人与人权
    我们一直被一个严酷的真理所打击:在奥斯威辛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牺牲者,所有的杀人者都是基督徒。……人们该如何理解无论希特勒还是希姆莱都不曾被逐出教会?解释庇护十二世从不曾谴责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必要的,更不必说是绝对必须的?解释党卫军有一大部分是始终对他们的基督教世系保持忠实的信徒?解释曾有些杀人者在大屠杀间隙中前去忏悔?以及解释他们都来自基督教家庭并接受过一种基督教教育?
   
   威塞尔《做个犹太人》
   

   没有双手的耶稣塑像
   
   在柏林宪兵市场广场附近的一家餐厅,我们应邀与新教联合会发言人法格勒博士(Volker Faigle)一起共进午餐。
   
   法格勒博士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善于沟通且有丰富阅历的人。他是一位牧师,对德国教会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本人的经历:他曾经在巴伐利亚一家路德宗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后来专程赴美国和英国学习神学。此后,他到非洲肯尼亚从事宣教工作长达六年之久。法格勒说,那段时间里,他跟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并创建了一家新的教会。结束宣教工作、回到柏林的新教联合会总部之后,他担任联合会与非洲教会之间的联络人。六年之前,法格勒被任命为新教联合会的“外交部长”兼“发言人”,负责处理教会与政府、宪法机构的关系,以及德国新教教会与其他国家教会的关系。
   
   首先,我向法格勒博士询问目前德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他介绍说,德国现在八千万人,其中两千六百万人是新教徒,两千六百万人是天主教徒,两者的人数基本相等。另外还有三百五十万的穆斯林。作为宗教改革的发生地,德国的新教和天主教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两者的关系在近二十年来才有所改善,双方在一些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那么,近年来,德国教会的人数在增长还是下降呢?”我问道。
   
   法格勒博士回答所,让人忧虑的是,德国信徒的人数不断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到教会的很少。教会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德国教会面对的一个最为严重问题便是:在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相对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如何让福音重新触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人们强调建立在自身美德和能力上的自我价值感的时候,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些价值是容易破碎的,而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乃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教会很难像中世纪一样重新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但教会必须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精神上的帮助。
   
   今天,政教关系的问题在德国仍然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我询问道:“在今天的德国,教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法格勒博士沉吟片刻之后,这样回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分歧放在宪法的框架内评估。如今德国教会和政府的关系,都依据德国基本法之规定来处理。基本法第四条有这样的条款——‘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保证宗教活动不受阻扰。’德国教会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德国的政教关系比其他国家复杂。”
   
   据我了解,德国政府帮助教会征收宗教税,再将此笔款项分配给教会,包括神职人员的薪水也是这样开支的。如此这般,神职人员的身份便有点类似于国家公务员。虽然法格勒博士强调,政府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代征”,但我总觉得政府对教会事务的介入,或者说教会对政府工作的依赖,实在是太深了。教会与政府理应保持更远的距离。不过,这是由德国教会发展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过于依赖德意志诸侯的力量,“路德的神学前提使他不仅必然要攻击教会的管辖权力,而且要相应地维护世俗当局,从而填补前者造成的权力真空。”2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时候,不是将真理直接诉诸于民众饥渴慕义的心灵,而是借助封建诸侯的力量,以此迅速获得胜利。这种策略也埋下了教会受制于世俗政权之隐患,“由于这一信仰所具有的乐观主义,所以它似乎对于政治制度滥用权力的习性缺乏深刻认识”。3从此,德国的世俗政权对教会事务的介入便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在交谈中,法格勒博士特意提到,他没有去过中国,希望早日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与中国政府和家庭教会有所接触。他说,他将坦诚地向中国政府介绍德国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不是要求中国全盘移植德国的模式,而是让中国人了解德国的情况,以此推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他强调说,首要问题是唤醒民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让大家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部分。一个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必定是人权状况糟糕的国家。我回应说,中国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识有欠缺,即便是那些追求人权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将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人权的末端,似乎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其他权利的根基。一九九八年在韩国光州发布的《亚洲人权宪章》中阐述说:“在亚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大部分亚洲人民笃信宗教,宗教是贫困和压迫中取得安慰的源泉,很多人在宗教里找到基本的身份认同。然而,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是导致社会分裂和冲突的起因。宗教宽容对人享有良心自由,包括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4这样的阐述带有世俗自由主义的烙印,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程度的理解,在大部分中国人那里都还不具备。
   
   饭后,法格勒先生领我们参观就新教联合会的大楼。据说,宪兵市场广场是柏林最美丽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家专门演出古典戏剧的剧院以及两个互为姊妹的著名教堂——即法兰西大教堂和德意志大教堂。法兰西大教堂内是当年流亡到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信徒们建造的,其内部设有对外开放的胡格诺派博物馆。可惜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去参观了。法格勒博士告诉我们说,新教联合会的总部设置在政府、议会和法院大楼的附近,其目的便是迅速地与世俗机构就当下事务作沟通和讨论,在一些公共问题上第一时间发出教会的声音来。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联合会的一群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一项关于堕胎的法案。法格勒博士说,教会不应当像中世纪的修道院那样“自我边缘化”,而应当让信仰彰显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座庞大的办公楼与普通的办公楼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便是其中设置了一间小礼拜堂。这间礼拜堂大约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专门供在总部工作的牧师和工作人员们使用,大家随时可以来此祈祷。在礼拜堂中央的祭坛上,安放着一尊耶稣钉十字架的小塑像。这个塑像与我们在一般的教堂中所看到造型截然不同: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没有双臂!我曾经在和解小教堂中看到只有一只手臂被钉在十字架上、另一只手伸向下方的耶稣的塑像。和解小教堂的艾舍牧师告诉我说,耶稣的另一只手伸向人间,是表明耶稣对这个世界的深切参与,直到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耶稣也没有忘记那些被凌辱、被逼迫、被屠杀的人们。而这里的耶稣塑像为何两只手臂都缺失了呢?这一艺术创新可谓惊世骇俗,若是在中世纪,雕塑家恐怕要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了。也许,艺术家试图藉此表明,在那些最黑暗的时代里,教会没有成为耶稣的臂膀,没有参与耶稣拯救人类的事工。基督徒们背对这个世界,没有与那些在集中营中被屠杀的人们站在一起。那么,这个塑像的用意是谴责,也是警醒。
   
   
   
   何谓“日耳曼人的基督教”?
   
   法格勒博士指出,纳粹时代教会的表现,是德国教会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纳粹上台之后,从三个方面全面压迫、打击和改造教会,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庞大、周密且狂妄的将教会纳粹化的计划,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纳粹致力于将教会纳入到其无孔不入的国家体系之中,让基督教成为顺服与支持纳粹的“国家宗教”。希特勒及其助手们诋毁基督教的言论,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在公开场合,希特勒扮演着“教会的守护者”的角色。他先是安排心腹穆勒担任“全国主教”,当穆勒未能按照其意图成功地控制教会的时候,他又任命汉斯·克尔作为新成立的“宗教事务部”的部长。这个担任过普鲁士司法部长的铁杆纳粹分子,遵照元首的命令采取一切措施遏制教会的反对势力,并宣称“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消灭了其他所有政党,消灭了工会和各种民间组织,让纳粹的党国体制成为民众惟一的依赖,一旦离开此种体制,每个人都只能是孤立无助的个体,无法集结成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纳粹不能容忍教会继续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而存在——只要存在独立的系统,便有可能是潜在的反对力量。
   
   圣经中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上帝的物与凯撒的物的二元区分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核心”5;纳粹却要让上帝的领域归其所有,“在极权主义时代,凯撒想让那些过去按传统权利不属于他的东西也屈从于他”,“根据纳粹的学说,国家宗教凌驾于各宗派,独立于一切宗教教条。据此看来,基督教教会应毫无问题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权威。”6纳粹连老百姓灵魂的事也要插手干预。纳粹需要的不仅是民众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一个在灵魂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人,不会同时接受纳粹的价值观。要让人们都成为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就必须让教会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让教会领袖们成为政府官员。而希特勒本人,不仅要当所有德国人的“元首”,也要取代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
   
   其次,纳粹政权诱导民众放弃传统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新的纳粹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当时,德国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民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宗教生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颠覆基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纳粹狂热分子鼓励在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仪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响,并废除基督教日历和基督教节日。从一九三八年起,学校中不再允许上演颂歌和基督降生的戏剧,“圣诞节”这个词被“圣诞季节”所替代。戈培尔还有一个更加隐蔽、更加阴险的花招——“每个星期日上午去做礼拜的时候,为了转移人们不要去做礼拜,于是广播里就放送最美好的德国音乐和精选的诗篇。”7许多爱好音乐和诗歌的德国人由此被留在家中。这些破坏基督教和德国人民之间心理纽带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纳粹以群众运动起家,当然知道如何“运动”群众,如何将群众控制在其股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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