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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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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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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来源:人与人权
    我们一直被一个严酷的真理所打击:在奥斯威辛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牺牲者,所有的杀人者都是基督徒。……人们该如何理解无论希特勒还是希姆莱都不曾被逐出教会?解释庇护十二世从不曾谴责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必要的,更不必说是绝对必须的?解释党卫军有一大部分是始终对他们的基督教世系保持忠实的信徒?解释曾有些杀人者在大屠杀间隙中前去忏悔?以及解释他们都来自基督教家庭并接受过一种基督教教育?
   
   威塞尔《做个犹太人》
   

   没有双手的耶稣塑像
   
   在柏林宪兵市场广场附近的一家餐厅,我们应邀与新教联合会发言人法格勒博士(Volker Faigle)一起共进午餐。
   
   法格勒博士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善于沟通且有丰富阅历的人。他是一位牧师,对德国教会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本人的经历:他曾经在巴伐利亚一家路德宗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后来专程赴美国和英国学习神学。此后,他到非洲肯尼亚从事宣教工作长达六年之久。法格勒说,那段时间里,他跟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并创建了一家新的教会。结束宣教工作、回到柏林的新教联合会总部之后,他担任联合会与非洲教会之间的联络人。六年之前,法格勒被任命为新教联合会的“外交部长”兼“发言人”,负责处理教会与政府、宪法机构的关系,以及德国新教教会与其他国家教会的关系。
   
   首先,我向法格勒博士询问目前德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他介绍说,德国现在八千万人,其中两千六百万人是新教徒,两千六百万人是天主教徒,两者的人数基本相等。另外还有三百五十万的穆斯林。作为宗教改革的发生地,德国的新教和天主教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两者的关系在近二十年来才有所改善,双方在一些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那么,近年来,德国教会的人数在增长还是下降呢?”我问道。
   
   法格勒博士回答所,让人忧虑的是,德国信徒的人数不断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到教会的很少。教会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德国教会面对的一个最为严重问题便是:在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相对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如何让福音重新触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人们强调建立在自身美德和能力上的自我价值感的时候,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些价值是容易破碎的,而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乃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教会很难像中世纪一样重新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但教会必须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精神上的帮助。
   
   今天,政教关系的问题在德国仍然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我询问道:“在今天的德国,教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法格勒博士沉吟片刻之后,这样回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分歧放在宪法的框架内评估。如今德国教会和政府的关系,都依据德国基本法之规定来处理。基本法第四条有这样的条款——‘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保证宗教活动不受阻扰。’德国教会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德国的政教关系比其他国家复杂。”
   
   据我了解,德国政府帮助教会征收宗教税,再将此笔款项分配给教会,包括神职人员的薪水也是这样开支的。如此这般,神职人员的身份便有点类似于国家公务员。虽然法格勒博士强调,政府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代征”,但我总觉得政府对教会事务的介入,或者说教会对政府工作的依赖,实在是太深了。教会与政府理应保持更远的距离。不过,这是由德国教会发展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过于依赖德意志诸侯的力量,“路德的神学前提使他不仅必然要攻击教会的管辖权力,而且要相应地维护世俗当局,从而填补前者造成的权力真空。”2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时候,不是将真理直接诉诸于民众饥渴慕义的心灵,而是借助封建诸侯的力量,以此迅速获得胜利。这种策略也埋下了教会受制于世俗政权之隐患,“由于这一信仰所具有的乐观主义,所以它似乎对于政治制度滥用权力的习性缺乏深刻认识”。3从此,德国的世俗政权对教会事务的介入便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在交谈中,法格勒博士特意提到,他没有去过中国,希望早日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与中国政府和家庭教会有所接触。他说,他将坦诚地向中国政府介绍德国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不是要求中国全盘移植德国的模式,而是让中国人了解德国的情况,以此推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他强调说,首要问题是唤醒民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让大家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部分。一个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必定是人权状况糟糕的国家。我回应说,中国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识有欠缺,即便是那些追求人权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将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人权的末端,似乎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其他权利的根基。一九九八年在韩国光州发布的《亚洲人权宪章》中阐述说:“在亚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大部分亚洲人民笃信宗教,宗教是贫困和压迫中取得安慰的源泉,很多人在宗教里找到基本的身份认同。然而,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是导致社会分裂和冲突的起因。宗教宽容对人享有良心自由,包括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4这样的阐述带有世俗自由主义的烙印,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程度的理解,在大部分中国人那里都还不具备。
   
   饭后,法格勒先生领我们参观就新教联合会的大楼。据说,宪兵市场广场是柏林最美丽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家专门演出古典戏剧的剧院以及两个互为姊妹的著名教堂——即法兰西大教堂和德意志大教堂。法兰西大教堂内是当年流亡到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信徒们建造的,其内部设有对外开放的胡格诺派博物馆。可惜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去参观了。法格勒博士告诉我们说,新教联合会的总部设置在政府、议会和法院大楼的附近,其目的便是迅速地与世俗机构就当下事务作沟通和讨论,在一些公共问题上第一时间发出教会的声音来。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联合会的一群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一项关于堕胎的法案。法格勒博士说,教会不应当像中世纪的修道院那样“自我边缘化”,而应当让信仰彰显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座庞大的办公楼与普通的办公楼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便是其中设置了一间小礼拜堂。这间礼拜堂大约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专门供在总部工作的牧师和工作人员们使用,大家随时可以来此祈祷。在礼拜堂中央的祭坛上,安放着一尊耶稣钉十字架的小塑像。这个塑像与我们在一般的教堂中所看到造型截然不同: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没有双臂!我曾经在和解小教堂中看到只有一只手臂被钉在十字架上、另一只手伸向下方的耶稣的塑像。和解小教堂的艾舍牧师告诉我说,耶稣的另一只手伸向人间,是表明耶稣对这个世界的深切参与,直到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耶稣也没有忘记那些被凌辱、被逼迫、被屠杀的人们。而这里的耶稣塑像为何两只手臂都缺失了呢?这一艺术创新可谓惊世骇俗,若是在中世纪,雕塑家恐怕要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了。也许,艺术家试图藉此表明,在那些最黑暗的时代里,教会没有成为耶稣的臂膀,没有参与耶稣拯救人类的事工。基督徒们背对这个世界,没有与那些在集中营中被屠杀的人们站在一起。那么,这个塑像的用意是谴责,也是警醒。
   
   
   
   何谓“日耳曼人的基督教”?
   
   法格勒博士指出,纳粹时代教会的表现,是德国教会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纳粹上台之后,从三个方面全面压迫、打击和改造教会,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庞大、周密且狂妄的将教会纳粹化的计划,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纳粹致力于将教会纳入到其无孔不入的国家体系之中,让基督教成为顺服与支持纳粹的“国家宗教”。希特勒及其助手们诋毁基督教的言论,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在公开场合,希特勒扮演着“教会的守护者”的角色。他先是安排心腹穆勒担任“全国主教”,当穆勒未能按照其意图成功地控制教会的时候,他又任命汉斯·克尔作为新成立的“宗教事务部”的部长。这个担任过普鲁士司法部长的铁杆纳粹分子,遵照元首的命令采取一切措施遏制教会的反对势力,并宣称“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消灭了其他所有政党,消灭了工会和各种民间组织,让纳粹的党国体制成为民众惟一的依赖,一旦离开此种体制,每个人都只能是孤立无助的个体,无法集结成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纳粹不能容忍教会继续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而存在——只要存在独立的系统,便有可能是潜在的反对力量。
   
   圣经中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上帝的物与凯撒的物的二元区分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核心”5;纳粹却要让上帝的领域归其所有,“在极权主义时代,凯撒想让那些过去按传统权利不属于他的东西也屈从于他”,“根据纳粹的学说,国家宗教凌驾于各宗派,独立于一切宗教教条。据此看来,基督教教会应毫无问题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权威。”6纳粹连老百姓灵魂的事也要插手干预。纳粹需要的不仅是民众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一个在灵魂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人,不会同时接受纳粹的价值观。要让人们都成为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就必须让教会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让教会领袖们成为政府官员。而希特勒本人,不仅要当所有德国人的“元首”,也要取代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
   
   其次,纳粹政权诱导民众放弃传统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新的纳粹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当时,德国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民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宗教生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颠覆基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纳粹狂热分子鼓励在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仪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响,并废除基督教日历和基督教节日。从一九三八年起,学校中不再允许上演颂歌和基督降生的戏剧,“圣诞节”这个词被“圣诞季节”所替代。戈培尔还有一个更加隐蔽、更加阴险的花招——“每个星期日上午去做礼拜的时候,为了转移人们不要去做礼拜,于是广播里就放送最美好的德国音乐和精选的诗篇。”7许多爱好音乐和诗歌的德国人由此被留在家中。这些破坏基督教和德国人民之间心理纽带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纳粹以群众运动起家,当然知道如何“运动”群众,如何将群众控制在其股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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