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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自己的天问——兼谈当代中文独立写作

来源:自由圣火
   


   几年前,意大利费拉亚诺国际诗歌奖发奖仪式上,我的获奖演说《提问者》,堪称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在世界各地朗诵诗,我最经常听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谁是你最敬仰的诗人?”无论不同国家观众的期待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屈原。甚至更具体,是他的一首诗——《天问》。你聆听吧:“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阴阳叁合,何本何化?……”两千五百年前,中文诗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名字,却给后代竖起一个绝然天外的高标,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人类认知,到诗人自我……近二百个问题,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整首诗的能量,正在于以问题“回答”问题,每一个更深刻的质疑,都涵盖了前一个。而起首一个“曰”字,犹如老子开宗明义的“道”,直接把住了人类作为语言动物的命脉,进而握紧文明之根。屈原,这位中文里的但丁,用一个个问号,带领我们漫游;用专业提问者的姿态,挑战人对自身提问的能力。他就是光,不断点醒我们每一刹那的创世纪。
   从文革结束到今天,世界在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可又没变:那个提问的方程式始终如一,且贯穿于互相缠绕的语言和现实之间。一九八八年,我和一些写诗的朋友在北京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选择这个名称,首先基于语言的层次:自七十年代末民主墙以来,一些当年“地下”写作的朋友渐渐走到了“地上”,随着出版、出名、出国,逐步放弃了直面生存的严肃写作态度,作品越来越软化和油滑,以至沦为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这也是一种死亡,精神的死亡。与此相对,“幸存者”就是这个厄运的反抗者。我们的自觉,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由“深”而“新”——由诗人的思想独立,激发诗作鲜明的创造性。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幸存者”竟会不期而然地成为可怕的预言,死亡的现实紧紧追赶这个词,不久之后,就血淋淋地证实了它。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谁还敢说自己不是幸存者呢?我们甚至远不止幸存于天安门的枪口,那一刻仿佛一道裂隙,突然撕开了油污的时间,让我们看清了所有年代里的无数死者。那些日子,当全世界都在为天安门震惊和哭泣,我却暗暗震惊于人们的震惊、更为遍地哭声而哭泣。我哭我们忘却的能力,倘若天安门成了我们见证的第一次死亡,那在此之前包括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等的一次次毁灭哪儿去了呢?我们为之哭喊控诉过的数千万死者哪儿去呢?连我们这次流泪,是否也其实与记忆无关,仅仅意味着冲洗和背弃?洗净了,腾空了,好为下一场灾难再哭再震惊?究竟中国人的哪种死亡更触目:是死者数字的庞大?还是死亡的空虚?这是为什么,我写于大屠杀之后不久的《一九八九年》一诗,结束于一个让我的朋友们以为出了笔误的句子:“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普通,普遍,因为死亡的处境不会过去。这根语言——现实——语言的链条上,天安门是一个坐标,确定了所有中文文学作品的位置:“幸存者的写作”。

   与死者相比,幸存者毋宁说承担着更大的厄运。死者只面对死亡的一刹那,天安门前的年轻鬼魂们,怀抱着信念和理想,或许相信自己头上英雄主义的光环。他们不知道,同样是一九八九年,从天安门开始的民主运动连锁反应,导致了东欧、苏联一系列共产党国家的垮台。历史在我们眼前清清楚楚地背道而驰,东欧苏联作家“回家”之日,恰是中国大陆作家开始流亡之时。他们同样不知道,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迅速蜕变为“金钱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一个老百姓准确评价为“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甚至不可能想象,中共的权利和金钱也能走出国门,实行全球“专政”。在今天,中国政府对底层民众的恶性盘剥、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面对强权的犬儒沉默,和西方大公司的见利忘义“相映生辉”。他们真该慨叹啊,当这个世界上唯一流通着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硬通货”,他们真是白死了。才二十年,他们年轻的尸体,已被投入了五光十色的“中国神话”里那个讳莫如深的遗忘的黑洞。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发表了一封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大不列颠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迫使我不合时宜地打破沉默的,是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镇压民众维权、迫害维权律师、查禁开明媒体的事件。二十一世纪了,中国官方镇压者的粗野和肆无忌惮,仍只有中世纪的噩梦差可比拟。我写信,并不是对他们抱什么幻想,而是给他们指出“底线”。对中国官方,那底线是:不动用军队朝维权民众开枪,保障维权律师的生命安全,不刻意压制有良心的传媒工作者表达一息尚存的正义感。对西方政府,那底线是,不屈服于订单的诱惑,守住人权和民主的原则。又是三年过去了,北京奥运会的超级奢华,掩盖不了中国政府人权许诺的彻底空洞。对我提出的“底线”,中国政府的回答是:对高智晟的逮捕和判刑、对章怡和《伶人往事》等著作的查禁、对大陆作家参加香港国际笔会的阻滞,以及最近一次在国际众目睽睽下,公开镇压温和、理性、脚踏实地为解开中国现实死结而建言的《零八宪章》,并至今囚禁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这还没算上对法论功、民运组织的持续迫害呢。事实上,中国官方也在坚守他们的底线:那甚至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无关,却仅仅与以权谋私的利益集团有关。在既丧失了传统人格诉求、又没有西方法制的中国,一个“利益”黑手党真的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盛世。那确实是一个“唯——物”的世界,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教育医疗等等领域里有用的人都被裹挟,民众的资源财富被公然劫夺霸占。脱下意识形态的陈旧词藻,一群权利狂的病态如此赤裸。这样,连我们想做当代“幸存者”,都只剩下苦笑的份儿了,因为这“贪欲”与古今中外的恶俗毫无二致,既无耻更无聊。历史连“怪圈”也不是,它根本没有圈,只在原地沦落得更糟,环顾大一统的污染世界,我们活着却彻底走投无路。要说绝境,这才是了。


   但这对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并没有为自己选取一个轻松的标准。屈原的辉煌的《天问》背后,是他令百代诗人扼腕长叹的遭谗放逐、行吟泽畔、自沉汨罗。那正如孔子的颠沛,司马迁的羞愤,自始就给中国思想史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当代中国文学走过的,正是一条继续先辈提问者的道路,同时继承了他们的命运。这条路,被我称为“噩梦的灵感”。噩梦是现实的挑战,灵感是文学的应对。某种意义上,它们的能量恰恰成正比。如果“反抗”一词,能挣脱情绪化的喧嚣,而回归为文学个性的内涵。那么,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思想和写作的经历,就可以简要概括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的反抗”、贯穿八十年代的“文化的反抗”和九十年代中期迄今的“诗意的反抗”,这是三个阶段,更是同一个追问的三个互相递进的层次。下面,我将分别简要梳理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
   1,“政治的反抗”:迸发自现实伤口的血泪质询。
   “政治的反抗”直接基于文革的惨痛经历。文革虽然不是中共制造的首次噩梦,但它把所有中国人都卷入了灾难,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舞台,每个人以自己的角色,参与了一场开幕时像正剧、高潮时是悲剧、回顾中成了闹剧的演出,而唯一的成果,是在毁成一片的废墟上,每个人发现自己的生命被“减去十岁”。我这一代诗人作家,如果说有一个“启蒙”的话,只能说是来自文革中的种种亲历,那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肉体的,甚至不仅是我插队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的肉体,更是那个封闭着满心疑惑重重焦虑却又左冲右突走投无路的肉体。或许正因为分析力的匮乏,这一段人生经验才保持了它的原始和浑厚,才至今仍在投射能量。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对我意义重大。在那里,我个人的种种疑惑,突然通过来自全国的数十万上访者,与一个深刻得多的提问连在了一起:“谁之罪?”一迭声呼喊“浩劫”不重要,谁应该对这场浩劫负责才重要。毛死了,但魏京生对政治民主化的一声呼吁,照样把他送进了邓小平的监狱。“伤痕文学”曾风行一时,可那伤口何曾痊愈过?继续滴淌的鲜血中,谈论“伤痕”是否太早也太奢侈了?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引起的争论中,我亲耳听到老诗人绿原这样说:“什么朦胧?我看他们其实很清楚——清清楚楚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指责当时足以致我们于死地,不过我暗地里不得不同意他的阐释。那些作品是诗,但诗的能量正来自我们周围和内心里血淋淋的现实。我一直强调八三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独特意义,因为与文革的半催眠状态不同,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是睁大着眼睛,目睹文革思维和话语的噩梦迎面扑来。正值我的长诗《诺日朗》被大规模批判,我“政治的反抗”意识也完成了自觉:我们必须进行这个反抗,其原因不是因为专制制度不容忍诗歌创作,而是诗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天性,不可能容忍专制制度。这两种思维之间,绝没有共存的可能。这样,另一个问题也就清晰了,评判中共专制,只能看“有和无”、不能看“多和少”。就思想原则而言,专制无所谓“改善”,它关押一个作家就是关押所有作家,查禁一本书就是查禁所有作品。反抗它,不是为“我们”,是为了每个作家的“我自己”。专制的唯一归宿只能是被彻底取消。
   2,“文化的反抗”:由现实提问层层递进的文化反思。
   “文化的反抗”是政治反抗的自觉引申。八二年以后,大陆文学界一度兴起了“寻根文学”,一大批作品,不再只直接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是深入到乡村旷野、历史神话、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汉字本质和汉语思维方式、乃至偏远族类血腥鲜艳的原始生命中,去探索我们的文化源头。这个潮流虽被冠以“寻根”一词,但其实,它正与美国黑人式的对“根”的肯定相反,它要寻找的是我们文化中——因而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血液里——的“劣根”和“病根”,并由此解答“政治的反抗”无力触及的深层问题:在这个专制制度中,我们每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仅仅是受害者?抑或同样也是迫害者?至少是以沉默和屈从,默许了灾难的发生?外在的问题其实更是内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总的思想主题,是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但五四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没建立中西之间基于文化自觉的对话和互动,反而转出了中共这样一个中国专制史上最黑暗最恶劣的版本。我们高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前进”到了丧失起码的人性和常识的地步。一次次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次次被歪曲成丑陋的现实,谁给中国施了可怕的巫术?当我们的诗作,似乎“自然而然地”使用起大雁塔、长城、故宫、黄河、《易经》等等古老意象,诗人潜意识的冲动,已经从表现“时间的痛苦”深化进“没有时间的痛苦”了。八十年代中期是许多作家重要的转变期,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能量从依赖体外循环的社会“点滴瓶”,转回到作家自身。“噩梦”也不再只停留在社会的、群体的表面,而落实到自我之内、个性之内、语言之内。要说“反抗”,现在更是对自我压抑、自我扭曲的反抗。这同时也就在要求一种自觉。都说文革造成了文化废墟,但是什么造成了文革?我们对五四以来急于打倒、扬弃的中国文化传统,究竟理解过多少?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正是由于我们自己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价值的盲目,使毛式“西化”用一堆空洞的马列大词,就轻易装饰了一个根本不配称为“传统的”极权,直至人们从文革醒来,突然发现手中只剩下“共产党文化”,和被这个所谓文化彻底整垮了、弄乱了的世道人心。“文化的反抗”既带来文化的自觉,更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每一层追问又都是“灵感”,构成了我们对生存更深的理解。八十年代有一条很清晰的思想轨迹。从质疑政治到反思历史,再到探寻传统思维方式,直至重新解读文化之根——中文的语言学特性。这不是群体运动,而是一个作家内在的思想深化。通过它,文学逐步挣脱了或正或反的“工具性”,不再仅仅被动地反应社会事件,而是以理解人之根本处境为目的,主动从中国现实深处提炼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我曾经谈过,被掏空了个人创造活力的所谓“传统”不能被叫作传统,那样的五千年,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而直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我们才终于又接通了“活的传统”的血缘。一个从属关系一定要颠倒过来,总称的传统应当植根于个人创造力,而不是相反。“文化的反抗”落到实处,就是一个人的质量。正因为以上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内容,才使我们至今把八十年代称为“严肃的”、“精神的”,并在回忆中对之充满温暖的乡愁。更重要的是,文化思考积聚的能量,最终都会返回现实,指向脚下那个仍在培育恶性生态的制度——八八年我出国时,已经可以清晰嗅出空气里浓郁的压抑和愤怒,一根火柴就能将其引爆。所以,八九年的动荡,对我来说不仅不出乎意料,简直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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