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最低生存权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2000年3月15日

   
   我是一个四十岁的医生，1984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为国家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因为在我们的工资中没有买房、租房、取暖的金额，国家又一直没有分配我住房，多年来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去年自己花5，000多元钱翻修了原我妹妹居住的房间，有十几平方米，变成里外间，里间很小做厨房用合适。现在我妹妹住在里间，我住在外间。由于这样的住房条件，我不仅不能结婚，而且生活非常不方便。今年春节前，天气很冷，我家自来水管被冻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没有水用，用水只能从邻居那里借。一个多月天气转暖后，我们是自己化钱去修理自来水管。
   
    我工作十多年了，我还没有分到住房，类似我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北京还有很多人象我一样，其中还有很多是为国家工作几十年的老工人。就住房来说，过去我们是生活在虚假的希望之中，那时我们心中有个盼望，也许单位在那一天会分配给我们住房。现在我们是生活在无望之中，一方面取消了福利分房，我们原有的那个盼望消失了；另一方面将要实行住房货币化还不知道那一天具体实施。未来我们可能会生活在愤怒之中，我们（尤其是那些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人）很有可能即没有分到我们应有住房，也没有分到我们应有的货币。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如何能有一间自己的住房，福利分房没有了；住房货币化还没有实施；多年我的工资中没有住房、租房的金额，我一月的全部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我自然买不起几十万一套的商品房。可是我都四十岁了，不论结婚不结婚，我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住房。别人给我出注意，你住到天安门广场去吗。但作为基督徒，我将把我的事情，把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向上帝的祷告之中。
   
    吃饱、穿暖、有地方住、结婚、成家、有个孩子，这不仅仅是人权，更是人权内首要的生存权，更是生存权内最低的生存权，是基本生存权。可是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们，我们并没有享受到。我们没有享受到最低生存权不是由于我们不劳动，不是由于我们我们劳动的少，以我为例，作为一个医生我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我想不论在任何社会，以我的劳动，我应该享受的最低的住房，应该享受到最低的生存权。
   
   我们没有享受到最低生存权，是因为社会分配不公，是因为社会腐败。如果没有贪污腐败，如果没有那些听起来都让人不敢相信的贪污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的腐败现象。我想我们国家的所有人都会享受到最低生存权，不会还有人吃不饱、穿不暖、住房困难。也不会有人上不起属于国家的义务教育的小学，更上不起属于国家的义务教育的中学。
   
    目前在全国各地，很多人下岗、失业，他们的最低生存权受到威胁。在这一时刻，我们应该关心他们的生存，关心他们的最低生存。目前9届人大3次会议即日开完，我希望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代表更多的关注老百姓的最低生存权。
   
   从1998年11月7日到2000年1月15日，我给人大写过六封信，更准确的说是，我给我以前的老师何鲁丽副委员长写过六封信，其中有五封信谈到我的住房问题，可是至今没有得到一点回音。因此我不想再给人大写信了，即使这篇不是信的短文，我也是在人大开完的这个时候发出。
   
   徐永海
   2000年3月15日
   
   徐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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