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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和期待----我看《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来源:维权网

    4月13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是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个文件,虽然总体上这个行动计划并没有什么新意,表述上也没有超越民间社会的努力,其实际效果也需要未来来检验,但是在我看来,以国家承诺的形式系统的重申人权理想的行动,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这个行动计划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当代的人权语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全文约22000字,分为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人权教育和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及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等六部分。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该计划基本上放弃了以前官方文件中那些充满陈旧意识形态话语的描述。

   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规范,是一种制度,不同的语言体系是孕育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母体之一。比如宏大叙事的语言风格往往对应着某种国家主义或者集体主义,而精细的话语体系总是和个体主义更加亲和。因此语言体系的变化和特定的制度变化虽然关联不是很直接,但是往往是其源头之一。

   回望78年以来话语体系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人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相关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最近数十年以来,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受到实质性的人权改善,在不少批评者的眼里,人权状况甚至有所恶化。但是以2004年人权入宪为标志,人权话语的正当性有了一个显著的支点,经过民间的努力和官方有限的回应,这种话语体系在空间上不断展开,在议题上不断深入,到了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颁布,起码在人权的话语体系上完成了一种整体的转换,人权话语的正当性开始确立。从此之后要借用国情论或者人权就是生存权等论调对人权进行污名化,变得困难了。习惯睁眼说瞎话的外交部发言人需要多多补习功课了。

   其次,这套新的人权话语在高位确立,自然就产生了势能,会对当下的社会进程产生辐射力。这里也许要回应的一个质疑是,为什么2004年人权入宪后,鲜见实质性的人权进展?这次推出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什么不会重蹈覆辙呢?我的理解是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十足的变化,机械的参照历史经验肯定无法理解未来的变化。经过多年的社会力量的发育,经过2008年诸多大事件的催化,加上2009年经济危机对利益结构的冲击和社会心理的变化,新的话语体系所能产生的催化力量已经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草泥马等流行词汇所代表的社会事件的演绎过程充分的说明了话语体系具备的力量。简单的说,当下的社会结构更复杂,更多元,更加动态,更鼓励变化,而任何单一集团都不再具备完全的主导权,社会进程不再是可以被权力规划的对象,不同的社会力量和不同的政治派别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博弈,在博弈过程中自然都需要援引某套话语体系为他们提供背书。从这个角度,有理由认为这次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官方为了回应民间社会的压力而主动出击,试图争夺价值高地。最近数年以来,民间力量在推进人权理念方面展现了积极的进取姿态,尤其在2008年国际人权日前夕发布的《08宪章》对官方更是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以致官方被迫在各种场合作出回应,重复其陈旧的理论体系,但是很显然,那些理念无法带来必要的市场号召力,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规划的出台,也许代表了现有政治结构中开明力量争夺价值高地的另类尝试。

   不过,不管该人权规划推出的真实动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的社会博弈过程中,只有那些普遍性的规则,基本的价值体系才具备化约为共同规则的可能性,而普遍性的人权理念是各方力量都无法绕开的价值体系。因此,不管社会演进博弈过程中那股力量终将胜出,人权理念最终将是一个赢家。虽然有诸多不足,这次国家人权行动的推出也体现了这个趋势。

   当然,要使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需要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组织机构具备某种自觉,成为这种潜在能量的载体,才能对社会进程进行有效的输入。人权话语的国家层面的正当性的确立,如果不转化为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公民和社会运动,那么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中看而不中用。或者再用一种比喻,国家层面的人权规划的出台,类似于开出了一张支票,但是支票的兑现过程却需要公民社会的推进才能完成。因此,围绕着普遍性的人权理念,围绕着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承诺,公民个体,组织,各种团体,非政府机构需要不断的参与到这个权利支票兑现过程中来。这包括观念的辨析和传播,多种方式的公共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象征性的集体行动等等,这是公民个体和公民社会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过程,说到底,只有一个充分赋权的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出现,才是人权的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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