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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看守所体制及审前羁押制度的公民建议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期,云南、陕西、海南、河北、广西、江西等地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得以披露,作为律师和普通公民,我们深感震惊和忧虑。相关责任单位将该类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躲猫猫”“猝死”“洗澡”“正常死亡”甚至“噩梦死”,已经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
   

   通过律师执业实践和学术研究,我们认为,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及刑事审判前羁押制度的固有弊端是”牢头狱霸”横行与刑讯逼供两大司法顽症的温床,是该类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制度性根源;由于这些固有弊端而且具有普遍性、多发性和长期性特征,我们特向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提出,对现行看守所体制和刑事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看守所是未决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场所,其基本职能是保全刑事诉讼和预防再犯,行使和执行羁押权。公安机关是刑事犯罪活动的侦查机关,行使对犯罪行为的立案、审讯、取证和移送起诉等刑事侦查职能。而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是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并由同级公安机关领导管辖。现行的刑事审前羁押制度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长达37天的拘留(或长时期逮捕)羁押和审讯,而不需经审判机关批准。
   
   由于缺乏对公安权力的有效制衡,以及舆论监督不力,目前的看守所管理体制和刑事审前羁押制度更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提供了制度性便利。羁押措施滥用、刑讯逼供泛滥、广泛超期羁押、律师会见权利被剥夺以及混乱繁琐的提讯制度、换押制度等等使得体制弊端日益凸现。首先,看守所是公安机关的下属部门,无法中立独立地行使羁押权,对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违规行为无法进行监督和防范,甚至往往成为刑事案件侦查的第二部门,积极进行“深挖余罪”而主动实施对羁押人员的暴力侵犯;其次,中立的司法审查和法律救济措施缺失,未决犯不服羁押时没有任何救济渠道,拘留和逮捕等羁押措施完全由负责案件侦查、起诉的公安和检察部门行使,而中立的审判机关却无权介入和审查,未决羁押成为公安机关预支刑罚的特权。
   
   现行的看守所体制和审前羁押制度,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严打”需要,有助于实现“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却完全无助于人权保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权法治观念的深入,随着中国加入越来越多的人权公约,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包括看守所体制和审前羁押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依法治国方略和起码的国际人权标准。比如,中国于1986年签署、1988年批准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二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施行酷刑的行为”;中国于198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四款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出起诉,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不合法时命令给予释放”。
   
   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也正经历由“公、检、法流水作业”向现代“控、辩、审三角结构模式”转变的改革期,将审前羁押的决定权授予审判机关以及将执行羁押措施的看守所交由独立的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惯例,也完全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监管机构体制改革实践表明,将监狱、劳教等司法羁押权从公安行政机关剥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一次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和进步方向的羁押监管制度改革,是成功可行的。将同样执行司法羁押权的看守所从公安行政机关剥离交由独立于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之外的中立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已经成为实现司法公正和改革羁押监管体制的紧迫现实。
   
   鉴此,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以下公民建言:
   
    一、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
   
   将目前由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体制改为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同时要加强对看守所的监督,包括改进和强化检察院驻所检察员制度,使之真正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有计划逐步地推行讯问障碍隔离措施,即不能让讯问人员无遮拦的与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面对面地谈话,而是通过栏杆等隔离设施来进行审讯,以使刑讯逼供难以得逞。
   
   二、改革刑事审前羁押制度。
   
   公安机关在行使案件侦查权时,严格限制其自行决定的拘留期限在48小时以内,超过期限确需继续羁押者必须经由法院裁决,取消现行的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制度。而且,法院关于允许采取羁押措施的裁定应该有一定的期限限制,不能因为法院的一次裁决就可无限期羁押,在案件的不同阶段如需继续羁押,应当由审判机关开庭以审查继续羁押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是否同时具备。同时,赋予未决犯对法院判决前羁押裁定的提起上诉的救济权利。改革取保候审制度,使更多未决犯(采取取保候审而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的,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大多数)在审判前获得取保候审机会。在任何诉讼阶段,对取保候审申请不予批准的,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三、切实保障落实律师会见权。
   
   获得律师辩护和法律帮助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司法人权。未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状况,是衡量一国公民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指标。现实中,由于公安机关违法阻挠律师会见,导致被羁押人员合法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非常普遍。对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以部门规章、内部规定等为理由对抗律师法、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必须严格明确其法律责任并赋予律师会见权遭受侵害的司法救济途径。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宪法原则。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与刑事审前羁押制度,已经严重损害司法公正,成为侵害人权的体制性痼疾。作为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公民,特此提出以上建议。
   
   建议人(排名不分先后):
   
   黎雄兵(律师 北京)
   邓华明(律师 广东)
   劳东燕(清华大学)
   夏 霖(律师 北京)
   张赞宁 (律师 南京 东南大学)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
   滕 彪(中国政法大学)
   郭莲辉(律师 江西)
   吕宝祥(律师 北京)
   罗秋林(律师 湖南)
   白艳红(律师 山西)
   王振宇(律师 北京)
   杨慧文(律师 北京)
   张立辉(律师 北京)
   常伯阳(律师 河南)
   江天勇(律师 北京)
   韦良月(律师 黑龙江)
   陈继华(律师 北京)
   童朝平(律师 北京)
   李方平(律师 北京)
   刘 巍(律师 北京)
   
   2009年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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