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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国该不该受?请去查中共早期文件、史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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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对周、薄进入最高层负责?
·共产党何曾有过让人兴风作浪的雅量?
·周永康是西方敌对势力在党政军中培养“魅力领袖”?
·老虎吃了、伤了的的人呢?昭雪冤案更紧迫!
·原来“分配不公”是西方敌对势力捣的乱!
·“分配不公”造成了人民拥护、社会融洽、国家安全!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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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面霾伏”是西方还是东方……敌对势力?
·党若亡了,习近平还能不再是习近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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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立的法并不是第一原则,未必合法
·朝鲜与周、薄事件证明----一党不是党!
·革命合法性即抢劫合法性!
·“杀张成泽乃朝鲜内政”,实是恶狼惜恶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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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句子通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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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大学新闻,是对人类伦理根系的摧残!
·改造大学新闻系,是对人类伦理根脉的摧残!(2)
·邓、江、胡的不同行为,却是同一个呼唤----
·邓、江、胡间的斗争就是对多党制的呼唤!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不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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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1)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16位省部官员落马证明“马主义教育”是扯淡!(2)
·周、薄也喊“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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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当世英雄者,就应沦自已为李自成!
·这份文件是“历史顺势还是逆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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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承认自已是恶覇坏蛋
·胡德平注意:理论只有有效性,没有先进性。
·习近平的只有人话没有党话的新年贺词!
·吴稼祥“习李一年远超胡温十年”之说不怎么严谨
·共党的当世英雄者,就应甘愿把自已沦为李自成!
·到底是“势力”敌对,还是党性本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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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于習是否想做事,而在于他懂不懂事
·“黄牛的品格千里马的气势”是要有就能有的吗?
·在王军涛论点上来比较国民党与共产党
·是政法委挑衅国民,还是国民挑畔政法委?
·拍蝇打虎所指全是果,时过境迁复又生,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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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教义”内,胆再大也改不了革!
·致姜维平:司法腐败只能说最严重不能说最大
·害群之马正在孤假虎威
·王军涛:習順勢幹壞事易,逆勢做好事難,为什么?
·王军涛等还有个“海外民運撕裂了”的误解
·公平=正义=普遍原则=普世价值=宪政(“=”号读为“就是”)
·只要“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首位”,决无公平与正义!
·严家祺的《論聰明……》只是述说而非论究
·在“甭管甚麼陰招、損招”的宣示下,何来公平与正义?
·《习近平学“铁血宰相”》是开裆裤说大人说话
·就算《系统清理权贵恶政》也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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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一、“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这个题目就语义不通

   (1)标题所以语义含混,是因只从造句出发,就只想当然而非必然。句子未得到解词的支持。

   可以说“异想天开”,亦可说“胡思乱想”,却不能说“狂想”。想只能“异”不能“狂。”因为“狂”是对形象的描述,而“想”是内省,内省无象,又怎么能看到那象是狂还是不狂呢?

   无论怎么“狂”的想,也还只是“想”。只要“想”就“狂”不起来,能“狂”的必须是行或言,“行为”是现象,言论则可互相传递,都具有人与人的互间性,可以看到或听到。而“想”是意识,只可体验,并不“现”象----既看不见,也听不到。“想”是内感官的活动,不是外感官的所及。外感官是相对性能力,能及到的都得是客观对象。所以“狂”是形容词素,可用来描述所见所闻,却不能反映内省。思和想虽具有事件性,但这些事件都是意识的内在过程,只可自体验不能外观测。内省事件可被传达、交流,不能被看被听。“狂”描述形象的一定品质,即看或听到的。想是被形体包裹着的,只可被自己(内感官)体验,而后将体验到的传达出来。所以被“狂”所描述的必须是空间性事实,不可以是心理事态,因心理事态只表象时间。人人能看到空间事实,可没有人能看到时间。《纯粹理性批判》有时空问题的专门研究。

   时间性事件只可被交流,不能被照着去“画”,或被“拍摄”。所以能被“狂”所描述的必须是行为、言论,行为虽由意志所发动,却由形体所呈现。就有“疯狂、狂妄、狂言”等单词,但没有“狂想”。我相信《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上都查不到“狂想”。共产党编的《词源》、《词海》都有错误。

   想做为词素可接受“异、幻、乱”的修饰:如“异想天开”、“胡思乱想”、“幻想”等,但不能被“狂”来修饰。能疯狂的是行为,能呈现出狂妄性的是言谈,所以可以说“狂人”。就是不能说“狂想”。

   (2)造句是人所不可避免的,解词却得先学而后才可能 所以判断在先,概念在后 要想使判断有穷尽有效性,必须以解词为条件 所谓“想当然”就是人活着不可避免地必须说话,说话就是造句 所以不须努力,人人都能造句 这些句就只有相对有效性 政治所要求的却是普通有效性 因民运朋友不是要做政治家才卷进民运 而是生活的偶然遭遇将之陷进了民运 所以大多数朋友的言论至今还处在相当然阶段 这就是网上所以见到的那些批评的真正根源

   我所以批评民运中朋友,不是有成见,只根据其文章的有效度。我们的心的构造与共产党的完全一样,只是伦理时所据的出发点不同,知识既成成果的形成路径是一样的,这就是维也纳学派能够成立的根据。对任何知识成果,不具是由什么人所建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灵运程来将之还原。比如胡平兄说的《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就是一个知识成果,我们可以通过分解这一知识的要素的方法,来还原、揭露出它的形成历程,判定它有效无效。同理,“共产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既成的知识成果,它们的当不当,矛不矛盾,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心理运程里完成对它的还原,呈现其构成的要素、环节、过渡,通过分解而暴露出它做为理性原则的矛盾性。

   我的批评不是对人的,我对我所尊敬的鲍彤老也有批评,我不敌视任何人。我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民运中能涌现出从想当然的立场对峙攀蹬到道理求证的分子。所以这些批评所告诉的是:

   从纯立场的政治议论上升到政治学术议论。不将议论推进到学术的水平,设有力量。

   我们在造句时来不及去想,对要拿来造句的材料(概念)一一做到知解,往往把知解了的和未知解的概念搅在一起,所造之句就似是而非。因许多词、词素的意义并不在字面上直接显露,造句有时不是基于词意,而是基于不同词意的关系,不去反观,不去拆卸和分解,永远发现不了它们的矛盾。如“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一些理性矛盾,却不能从字面上发现。我的批评说的是:学而后知不足,目前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连知不足的水平也未达到,又怎么去影响社会,促动社会的前进呢?

   二十世纪的头四十年,是春秋战国后的唯一一次思想发酵时期。虽短暂,其成就却灿烂辉煌,各领各域都造就出一批泰斗、大师,只要是大师就以思想为最重要要素。这里只举作家,上半叶那些作家不只在中国,即使于人类,也光彩夺目。研究这些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所造之句被解词所支持,不只是形象,是逻辑思维支持下的形象。这是研究者至今未揭示到的。名著并不名在内容,而名在句法形式的严密、准确、精致上。九十年代北京出了个快歺诗人王国真,风迷一时又昙花一现,这个人不是学问家,他未必意识他的构思是以解词为支持,却是出于天然,因天然而无雕饰痕迹,就严密、准确,精致,达到了生动活泼。不只常人喜欢,评论界(特别对他的嘲弄、批评者)内心也为其所动。只因共产文化的入侵,并成为伦理基点,半世纪,就动摇、沦陷了我们的心理资源,当时流行的一个词叫“玩深沉”。评论者是故弄玄虚才把王国真说成快歺面包。当然王也有不足,即他的诗不是出于学养,是纯粹把玩(因与一女友通信,才被这个女孩发表出来)。没有创作责任为支持,涉猎就窄,乏后继活水,来势再猛也风快匿迹。他的例子有点像初蹬陆的邓丽君、三毛,因邓歌之真真到了家,倒使浸泡在假文化里的国人忘了什么是真了,久困共产洞穴一旦呼到七情六欲倒怀疑起七情六欲是否是人的真性情了,春风一扑,就掉进春风融进春风,哪还有回味的方便?就用不蹬大雅之堂、通俗、方便面等词汇渺视她,岂知邓丽君才是真正的人性本性。三毛也遭此遇,包括我自己。不知三毛为文是奠立在严密又精致的逻辑学养上。就评定她的文章是通俗歌,方便面。直到她去世前,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才为她设定专章。邓丽君、三毛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三毛蹬陆时,我就读了,感觉就像三伏天吃下冰激凌,畅快淋漓,正是这种畅快淋漓的引导使我也将之判成快歺、面包。后来坐了牢,无缘再读,却常常囬味,猛然间悟到:这三毛作品的朴实、清新原来来自逻辑准确性和严密性。

   三毛作品表现的不是内容之美,而是形式之美。

   我的批评是想请大家明白:不只是共产党反对派的民运,包括共产党,都只活动在“想当然”的限度内,即只有造句的欲求,没有用解词支持造句的自觉。只想说理,却不知去考证所说是不是理,或做为理矛不矛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说的全是胡话,连有无条理,成不成立都搞不懂,只有必须贯彻的顽固立场,从来不知求知解。我们呢?也只有民主或反共的立志,没有辨明共产主义究竟是真是假的自觉性。大多数朋友都只活动在立场上,没有达到求证的觉悟。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章都只基于想当然,缺乏证明性。

   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就是因人只要成了人,就不能不说话不能不造句,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性的决定。任何人自不自觉自己在造句都得造句,文不文盲都得造。这样,说话造句就排斥了造句需以解词为支持的学养性。就连“共产主义”能够成为社会主張,也是因为马克思等只顾了造句却忘了用解词来考证所造之句矛不矛盾。“共产”做为理性的原则,是在未得解词支持的条件下被造了出来的。它的矛盾性是内在的,不能从字面直观到,一旦实践,便由各要素的推动而在实际上表现为社会分裂与对抗。

   所以与胡平先生说的“吹牛浮夸蔚然成风”;与宋永毅先生说的“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 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 恰恰相反,不是吹牛浮夸蔚然成风,而是“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因未解词而吹起的“牛”,进入了实践,它便被机制成实际的功能。是“共产主义”的理性功能决定着它的选择:只能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一类人物出任领袖,规定着、推动着毛泽东等人去浮夸吹牛,因为一时不浮夸、不吹牛共产主义就停摆了。大家不妨去看看今日的东邻:金正日要不吹、不夸、不颠三倒四地玩六方会谈,他那政权还有存在的机会吗?

   其实我们得先被我们的话所规定,然后才能故意去选择。可我们只看到人的选择性能力,没去研究我们的受规定性,所以我们不应只活动在立场上,更要让立场受智慧的支持。

   共产主义能被创立,其原理就是因人不学就能说话,话是被动输入,不是主动学得。所以人类是直接而非故意就进入了造句。是判断在先,概念在后。但因概念是判断的材料,我们就把概念感知为先于判断。在造句时根本无暇去想须先对概念作知解,不知造句联结的不是概念,而是概念的关系。比如我们说到的词素“狂”与“想”,是其关系不能相融。若是人不把概念套到对象上,又哪来的概念?可往上套就已是在做判断。经了严密考证(解词)去做的判断是判断,还不能做考证而只是为对象起一个名,也是做判断。所以一字不识也得造句,并且也能造句。只是造不出普遍有效的句子。“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完成自身统一的概念,又不能只从字面上检索出它的矛盾性。所以于实践中,一切红旗升起的地方,“共产主义”都与它的人民陷于不可调和的冲实,都人头落地。就像是人就不得不造句一样,人们也不可抗拒地只能在人与人之间找寻矛盾的起因,而所有路线、政策又都是人提出和发动,所以追来追去只能追到人身,却漏掉了我们据以伦理的那个出发点----“共产主义”到底可不可靠?别忘了,这个政权首先是对它负责,且就以它为基点,对它的责任当然就得排除任何对它的妨碍。怎么会不镇压人民呢?

   而时至今日,政权还被把持在一个连俄罗斯文学名著都不一窍不知的人手里,仅仅是把俄国古典名著答成《卓娅和舒拉》,就有了弹劾胡锦涛的充分理由,这种理盲下三烂竟做元首,真让人不能思议。“共产”本身就不足以成立,要使一个无法成立的东西成立起来,不吹牛、不浮夸,不暴政,又怎么可能呢?共产党政权怎么能不把它的安全寄望在没有敌对势力上?如出一辙,异见者的异见又怎么能不是共产党观念的反其道呢?

   我们应走出仅仅是反其道,上升到理性的求证。把对共产的斗争上升到学术的高度。

   (2)只有政治狂人,没有经济狂人 只有政治狂人在经济事务上异想天开,没有“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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