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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前言部分:阐明我的批评原则
   
   一、和解的还原是妥协,因而说----

    “和解”就是照着什么原则去争取妥协
    因为和解或妥协都不是反映因果的原则
    只是行动的期望
    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得根据着它的必然性原则
   
   1、对事实性和必然性的区分
    事实性可以直观,必然性却必须依赖证明
   
   事实具有的是性质。但必然性却是一种联系,即某种事态存在了,后继事态不能避免。能反映这种联系的概念就具有原则的功用。
   
   “和解论”提出“和解”,是将之当做解决社会危机的钥匙。但只是一厢情愿,因“和解”只是一个愿望或意志,不是从社会危机的研究里推出的足以致和解的原则。这是因不懂得钥匙与锁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功用,它们各是一个功能的两个部件。看似各各独立,合起来才构成一个机理,各执行一半的责任。所以说钥匙在本质上是个原理问题。同理,社会问题的解决看似所对的是社会,实际所对的却是导致社会问题的原因。就像医生治病,所救的虽是人,但治的却是人所患的疾病。“和解论”就相当于空喊:快来救人!却不去珍断得的什么病,不研究该用什么药。要想使社会走出危机,需要的是揭露造成危机的机理,只有揭露病灶才能对症下药,对了症的药才能解除顽疾。因而那用来解决问题或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必是一个能反映必然性的原则。“和解论”把单厢的期望当做揭露机理的原则看待了。
   
   所谓原则,就是能揭示必然性的,既必包含原因又指出结果的知识。
   
   “和解”既只是期望的值,就是事实的性质,不揭示因果,所以不是原则。历史上有过“凡尔赛和会”,但和会只是名称,不是争取“讲和”的原理。它是基于历史进序已成熟到能够讲和的水平这个条件,和会只是完成程序细则的。因“讲和”做为目标或任务已由交战(实力对比)所完成,和会本身就已是结果,是以已获得的胜利为条件,不是去争取的目标,是以在手的胜利去完成战后格局的明细。凡尔赛和会就不像“和解论”者,犯一个以“和解”为因,还求“和解”的循环论错误。
   “和解”指向的是未然,凡尔赛和会却以已然为条件。能有效于未然的只能是前因,但“和解”不是前因,所以它不能用为求和解的对策。
   
   “和解”不是原则,只是行为的期待值。可理解为为妥协举行的谈判。谈判不能凭空进行,既要围绕着一个目标,又要根据着各自的原则。不围绕共同的目标谈判无以展开,不基于自身的原则谈判的各方无以存身。因为失去了原则也就是失去立身的根据,就连事实都不再是。“和解”不可以当做原因以求结果。“和解”不是原则的涵义是----它只能指出事实性,却不揭示必然性。“和解”的还原既是妥协。但妥协不是一味后退,不是一方的消失,而是共同的争取目标,所以妥协是活动的一定性质,并非行为所据的原理。它争取的是共识,共识不可能不根据原则。若不根据原则或无条件的后退就叫投降,投降表示一方的消失,至少是对所据原则的放弃。但“和解”的结果却是各方都还存在,即各方都不丧失本身的固有性。和解或妥协就是现在常常说的双赢。在事实上没有双赢这回事,它只是为面子所取的一个体面说词,是政客们的造做。无论怎么说,“和解”既是各方都有体面,那就是共识后的各方都还做为事实存在着,没有这个底线,就谈不上和解。
   
   “和解论”者就须说清:和解所包括的是哪些力量?----谁和谁的和解?不说清这问题,就无法证明所进行的是不是和解。“和解”后所剩下的是否就是“和解”前的各方?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够洞察什么东西使社会失去和解,并阻碍着社会实现和解,以见那导致社会失去和解,阻碍和解的东西是否具有可和解性?因为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和解的。如那刺穿一切盾的矛和能挡一切矛的盾,怎么妥协?哪来的和解?只有澄清这个问题才能使自己明白:“和解”到底可否用为解决社会危机的钥匙?它是不是一个原则?从而才可能提出适合或有效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对策。
   
   2、和解涉及各方是什么?一方是当局,另一方是以“6.4” 为象征的民众。
   
   若设想的“和解”具有可行性,就得让中国当局(共产党)降低到与以“6.4” 为象征的民众的对等地位,否则它就构不成谈判的一方,也无从形成谈判。要知道:和解所必须的前提就是以任何一方都不被吃掉为条件。这样以来中国社会当局就得不再做当局。共产党有让自己不做当局的开明吗?如果共产党也能不做当局,它就不叫共产党,而必须换一个名字,成别的党了!只从字面上看,好像“共产”表达的只是生产关系,实际指的却是政治权力的性质,“共”的结果是“一”,因而共产的本质就是以政治权力的专一性为宗旨的集团,失去了当局性也就不是共产党。因不“共产”就只有各各独立。
   
   你们可曾思考过:共产“共”去了什么吗?共产不就是“共”掉了人性独立性吗?!
   
   共产的结果就是取消人从自然那里带来的个体完滿性和独立性。共产党着力强调的还是意识形态,因而共的后果就是用专一意识来实施统治----也就是意识形态名义的统治。如果能“解”,如果能“和”,还有意识形态名义下的统治吗?“和解”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没有相融性,又哪来的“和解”?
   
   所谓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就专一意识为口实的极权统治。
   
   胡锦涛要学那不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朝鲜、古巴,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态性究竟是什么?不就是统治的极权性吗?他于去年三月又改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又价值在哪里?还不就价值在社会主义名义是一个左右开弓,翻云复雾、横竖都有理的统治的方便性吗?这种方便性是奠立在只要暴力在手,就不须用理性来证明的覇道性。
   
   如果“和解”是向当局的呼吁,那当局还是当局,就不是和解而只是以往局面的继续,这能“和什么”?“解什么”?当局还是当局,意味着它照样极权、照样残暴,照样腐朽----中国当局至今也不认屠杀有罪这壶酒钱,至今还把其身立在镇压和屠杀上。事实是:离开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一天也活不下去。继续以镇压和屠杀为当局存身的底线,要这样的和解干什么?和解前中国社会裂变为官方与民众两大板块,和解后还是两大对抗板块:贪汅阶级继续贪汅,无立足之地的阶级继续无立足之地,继续被暴政,被屠宰,这是“和解”吗?这种“和解”有什么意义?
   
   且,“和解”是共产党能接受的吗?只知提出“和解”却不考察有无这种可能。胡锦涛那斯到今天还在重复,要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捍卫表达的就是继续意识形态极权统治。这是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他们的底线,共产党是以并且只能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立身!为底线!而“和解”就是放弃这条底线。要共产党放弃它借以立命的底线,那就是要它的命。它干吗?不废弃这条底线又哪来的和解?而废弃底线,就不再有共产党。保存这条底线,共产党就还是暴政党、杀人党。能发生在这条底线下的不会是和解,而只能是“党的恩惠”。
   
   历史的记载是:共产党不仅制造冤案,残酷屠宰,他们还能把屠杀说成是历史条件的使然,革命的需要,翻过来再把平反说成伟大,恩泽。他们能把杀人、平反都说成有理,都说成“爱人民”。他们革资本主义的命是正确、伟大、光荣,他们恢复最残酷的资本主义还正确、伟大、光荣。共产党那张嘴既可横也可竖,面对中山狼,去喊“和解”,这“和解论”者确是比东廓还东廓的复姓东廓!
   
   3、能和解的是人,阻得和解的却是“共产”这个知识或道理
    因而和解的必须和充分条件是:
    在理性的范围内证明共产做为道理的矛盾性
    从而完成对它的清除!
   
   
   至此我们就看清了:“和解论”者的呼吁是向共产党发出的。
   
   这是因他们不懂得任何政党都是主、客双重性质的事实:并且首先是主观性事实,而后才转化为客观事实。但人的直观能力能看到的却只是政党的客观性方面,看不到它的主观性方面。从而就从政党的客观性方面来看待政党,看到的就不是政党的根本的和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在实践上就赋予非根本和非决定的要素以根本的和起决定作用地位。因为----
   
   政党能够创建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知识原则----只有可知可识的东西才能被人知被人识。“共产”就是这种纯知识,纯理念,就被做为宗旨用为对人的组织和纽结。因而说组成共产党的两个实际要素是:(1)首先是“共产”这个纯粹理性,纯粹知识;而后才是(2)事实上的人。
   
   因人就存在在世界上,而组织政党的知识原则却存在在人心里。人是直观对象,知识却是认识对象。
   
   自然事实的人有形体,能行为,你想不想面对它都得面对它。人有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只要有了主观能力就非直观到这一切不可,甚至不是个想不想,而是个无从抗拒非观不可的问题。因客观的、事实的共产党有客观的存在性,是日常理性的视野所无从逃避的,非承认它不可。所以不须费力,也不须故意,不须自觉,人人都能看到它,承认它。在这种看到里当然也包括着对它的成员是好是坏,领袖和骨干分子的才能是强是弱,人品是正是邪,是善是恶的了解。可那人心里的宗旨、理念呢?那是怎么看都看不到,只可由认识而获得。当然就不进入到检讨内。
   
   不只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的斗争,从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近二个世纪的历史来看,这种斗争也只发生在把政党看成客观事实的限度内。从来没有人去想:其实是那组织政党成为政党的纯粹知识原则起着对政党的支配作用。
   
   人得有了理性能力而后才能看到自己,看到世界。因而人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理性应用限度内的。
   可是人的理性又是后天形成,既是后天形成就必得借助着某种外来条件(语言),因而人的意识首先得被这种条件规定(输入或铸造)出来,而后才能做为能力转为应用。所以人的意识的正邪、善恶,在经验体验上被感觉为出于故意。但一个人能有什么样的故意却不是出于故意,而是由规定他所以如此故意的知识原则所决定。就是说,在自然那里根本就没有好人,也没有恶人,好人恶人是由他的具体的成长环境里那些参入规定他的信号决定的,好信号造出的是好人,恶信号造出的是恶人。要不为什么老祖宗会说“性相近”呢?其实这个“近”字还不够准确,实际上应说无差别,因天性的拥有不是由于故意,而是由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当然无差别。只有到了“习”里,“习”即故意,才有相远。因为“习”是在后天的、个别的条件下的“获得”的。因而“习”说的就是社会意义的人。只有社会里才有好人坏人,善良人或恶毒人。因而罪恶的政党并不是因为组成它的人故意要罪恶,而是组成它成为政党的那个宗旨、理念(实际也是知识)就是一个含着罪恶灼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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