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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步入死胡同
·不要让看守所成为人间地狱
·官员强奸算嫖娼,司法领域再现中国特色
·“强奸犯局长”为何如此神通广大?
·镇妖塔镇不住敢言媒体的良知和勇气
·“辱华”论再现病态的爱国主义
·打“码头”是在向文明规则挑战
·黄光裕,你怎能一死了之?
·以言治罪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附庸风雅是中国商界富人的“陋习”
·退休官员修活人墓,前卫还是另类?
·傍上高官的女人,请不要太癫狂
·公安机关不能这样“躲猫猫”
·两个王帅的遭遇为何如此相似?
·“迷信”局长的预感终于显灵了
·中国高校的窝里斗给了武书连以可乘之机
·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
·飙车事件绝不能用金钱摆平
·促进中国民主化,《零八宪章》势不可挡
·飙车事件与第四种权力
·富家子飙车案车速鉴定结果难以服人
·杭州飙车案,别忘了还有几条漏网之鱼
·邓玉娇到底是杀人嫌犯还是抗“日”英雄?
·邓玉娇杀官,法律的天平将向哪边倾斜?
·将我们都隔离,让特权者一个人孤单
·野三关镇的“野三官”
·明星们,不妨大胆地过把毒瘾
·是骗子太高还是女记者太蠢?
·余秋雨,请不要再以“大师”自居
·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告别“东亚病夫”
·赵本山和春晚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拆迁户打死拆迁人员,谁更需要反思?
·中国高校在变相鼓励学生抄袭论文
·《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处女“卖淫”羞辱了谁?
·“翻版张柏芝”是娱乐至死的克隆
·假捐款彻底撕毁了余秋雨的“大师”面具
·杨克获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抬头
·罗京英年早逝,央视难辞其咎
·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
·信风水的余秋雨为何不信因果报应?
·高考舞弊是治不好的牛皮癣
·许宗衡堪称当代方鸿渐
·人肉搜索让《焦点访谈》原形毕露
·难道连金庸也堕落了?
·最年轻市长的论文是抄来的?
·抄袭论文的周森锋应该辞职
·严晓玲案不应由福州当地警方盖棺论定
·为上海黑心楼盘的倒掉喝彩
·陈良宇在监狱里玩不玩“躲猫猫”?
·远离另类的《葵花宝典》
·买了倒楼的炒房业主不值得同情
·强装“绿坝”是在践踏公民权利
·严晓玲案显示福州警方已经彻底黑社会化
·杭州法院的“辟谣”难证清白
·胡斌飙车案怎能不让人质疑
·胡斌替身张礼礤扇了谁的耳光?
·《新闻联播》变脸不仅仅是不让领导露脸
·以言治罪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
·摇出经适房“十四连号”是奇迹更是耻辱
·飙车案续发,人间天堂已成死亡天堂
·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斌,裸就裸了,怎么能不认账?
·心怀不轨却又见义勇为,他到底是嫖客还是侠客?
·中国媒体是世界上最能创造奇迹的媒体
·和人妖合影的官员自己更像“人妖”
·大嘴宋祖德,你准备好了吗?
·还有多少彩民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更期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泳装美女“钓”的是老板,更是色狼
·白毛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世仁?
·阎崇年和于丹不妨大胆地将刘水告上法庭
·是谁给了煤老板雇凶杀人的勇气?
·文强和女明星有染,到底是谁玩弄谁?
·穿透视装“钓情郎”比穿泳装“钓老板”更无聊
·罚学生裸站羞辱的是整个教师群体
·裸女站在吃饭民工中间是色情对艺术的玷污
·周海婴,你维护的不是鲁迅的名誉
·荆州溺亡事件,有谴责更应该有反思
·陈琳,你的柔情我们永远怀念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敬告有些媒体,请别再把我当标本
·少林方丈释永信的“悔过书”情真意切
·禁止“非正常上访”,深圳当局进一步与民为敌
·2009年的第一场雪
·不仁不义的武汉大学如何能培养优秀人才?
·荒唐的罪名,无耻的审判
·感恩节
·中宣部是阻拦中国社会进步的拦路虎
·新闻封锁是导致瘟疫迅速蔓延的罪魁祸首
·《蜗居》照出了部分中国女人的丑恶嘴脸
·“宋思明”为何不愿蜗居而甘当房奴?
·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勇敢地践行《零八宪章》
·“中星九号”升级凸显广电总局的霸道与癫狂
·应当解散中国的各级地震局
·深圳火车站何不公布900多位未上座乘客名单?
·脚踢农妇,县政府的保安为什么这样狠?
·诈捐门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女明星的低劣品质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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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3月31日上午9点,江棋生先生被北京市公安局从家中带走传唤,5个半小时的传唤内容均围绕“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而展开。他被带走后,15名公安人员又对他们家进行了彻底搜查,拿走了他的电脑和文稿等私人物件,就连他妻子的私人通讯录和银行卡也未能放过。北京警方的这种野蛮举动再一次让人感到震惊和愤慨!
   
   江棋生先生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参与学潮,结果被当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关入秦城监狱5个月。出狱后以写作为生,时常就中国的人权和政治问题发表文章,并积极参与对“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六四”伤残者的寻访、救助活动。1994年5月,他因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人道救助款和准备纪念“六四”5周年,再次被当局“收容审查”,关押了45天;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他因呼吁民众“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而被捕,2000年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4月2日上午9点半,北京的民主人士高洪明先生家里闯进十几位国保警察,当场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和搜查证后,将高洪明从家中带走。留下的警察进行查抄,整个行动持续到下午2点才结束。将高洪明的电脑、部分书籍和手稿、通讯录、1999年的判决书、出狱证明、北京市第二监狱在他出狱时给他出具的扣押物品和文章的欠条。警方给出的理由是:高洪明虽然出狱但仍在剥权期,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并公开发表文章违反了法律规定。高洪明先生下午2点才被释放回家。

   
   高洪明先生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之际,准备独自去天安门悼念死难者,中途被警察抓捕,因此被劳教两年,受尽非人折磨;1999年因为参加中国民主党,被判刑8年。2007年6月28日出狱后,仍不改初衷,笔耕不断,在网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信念及追求。高洪明先生虽然走出牢房,但并未真正获得自由,每到所谓的“敏感日”,他都被限制出门、会友,都会有警察24小时在家门守候。
   
   这次当局对高洪明先生实施抄家,主要是针对高先生在网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高洪明先生称国保的行为是“穷凶极恶”。当局在所谓的“严峻考验的一年”,频繁对异议人士抄家、传唤、拘役,旨在以高压手段人为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让民众禁声的目的。
   
   此前在3月19日,北京学者莫之许(赵晖)先生就曾被传唤、抄家。据赵晖先生本人介绍:“先是西城公安分局的人到我家,告诉我市局的人会来,过一会儿就来了一帮人——派出所两个、分局两个、市局七、八个。给我出示了搜查证、传唤证。让我坐他们的车去传唤。”“传唤问话集中和'六四'相关,扣压带走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传唤通知书》是“很正式的格式,上面有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的印鉴。没有罪名,就说'犯罪嫌疑人赵晖'.”还一再威胁赵晖不得对外披露。
   
   而3月23日的晚上8点,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和当地派出所十多名警员,突然闯入查建国先生在天坛南门附近的家,查抄了他的私人电脑、手机、通讯录、各类文稿和银行卡,搜查历时两小时。查先生本人在被国保带走讯问了十四小时之后才回到家中。
   
   “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20周年纪念日正日益临近。当年的很多学生运动领袖均已被迫流亡海外,只有刘晓波、江棋生、张祖桦、高洪明、查建国、赵晖等和“六四”有着密切关系的异见人士仍然一直留在国内坚持为实现民主和自由而战。在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普遍选择沉默和助纣为虐的今天,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崇高气节树立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形象。
   
   刘晓波先生早在2008年底就被北京警方带走和关押,几乎同时被带走的张祖桦先生虽然在被传唤后获释,但仍然被监视居住,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江棋生先生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而被北京警方传唤和严密监控,如今眼看“六四”20周年将近,北京警方于是再度对其采取行动,很明显,他们依然对江棋生先生心存疑虑,时刻害怕他策划和参与有关的纪念活动。
   
   “六四”大屠杀在当年可谓是举世瞩目的重要事件,然而,即便如此,在今天,年轻一代却鲜有人知晓,倒不是这些人天生就不关心它,而是中共当局刻意掩饰的结果。刻意回避正反映出其做贼心虚的心态,假如当年的民主运动真如官方媒体所宣称的“反革命暴乱”,“六四”就不会成为敏感词,有关消息就不会被彻底封锁和回避。
   
   江棋生和刘晓波均是当年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刘晓波先生更是在“六四”后被官方媒体称之为“幕后黑手”。虽然他们后来都失去了自由,但出狱之后仍然是初衷不改,继续从事民主活动和发表批评当局的文章。张祖桦先生1989年时任共青团中央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因为支持学潮而遭罢黜。但一直以来仍然坚持对民主宪政事业孜孜以求。因为有他们这些人的执着推动,中国的公民社会显示去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敢言之士也与日俱增。
   
   刘晓波、张祖桦、江棋生均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和发起人,虽然全国各地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而被传唤的人不计其数,但中共当局对他们这些和“六四”有关系人显得更为重视。原以为在抓捕了刘晓波先生几个月之后,当局会停止对《零八宪章》签署者的骚扰,然而,直到今天,仍然不断传出《零八宪章》签署人被传唤的消息。
   
   因为签署了《零八宪章》,四川自贡的签署人罗世模于3月23日再次被警方传唤,当地的很多签署人更是被警方要求退出支持《零八宪章》之列。广东韶关的《零八宪章》签署者罗勇泉于4月1日再次被韶关市南雄县国保大队传唤,而这已经是他半个月来的第二次被传唤。更为离谱的是,浙江慈溪的维权人士孙恩伟没有签署《零八宪章》也被警方传唤,警方严厉警告他不得签署该文件。
   
   《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日前被北京大学派驻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虽然美其名曰“支教”,实际上却是流放,目的就是希望他在“六四”20周年之际不要继续留在北京。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曾在3月份邀请贺卫方先生在3月底到香港大学参加两岸三地的司法改革研讨会,但北京大学却坚持不让他赴港。贺卫方先生之前出境都非常自由,他如今受到限制明显和他参与签署《零八宪章》有极大的关系。
   
   《零八宪章》发布以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签署人均遭到警方的传唤或者约谈,很多人甚至被约谈了多次。最后一次警察向我询问《零八宪章》的有关问题时还特别做了笔录,笔录内容完全是谈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据其他朋友反映,他们在做笔录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当局企图搜集刘晓波先生所谓犯罪证据的一个明显信号,外界曾推测刘晓波先生会在“六四”20周年以后会获释,从现在的情况看,刘晓波先生的命运已不容乐观。
   
   “六四”过去了将近20周年,虽然官方的媒体对此仍然讳莫如深,但中共当局却和很多亲历过“六四”的人一样对“六四”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是对“六四”的看法和我们这些人大相径庭罢了。他们不希望再有任何人能像当年的学生和市民一样上街高喊“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特别不希望和“六四”有关系的异见人士重出江湖,江棋生先生被北京警方传唤和抄家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社会矛盾已经异常激化的今天,中共当局应当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一党之私,重评“六四”和大胆地进行政治改革,抓捕和骚扰当年的民主运动参与者、支持者,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只会有损当局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必然会给这个政权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2009年4月2日
   
   转自《民主中国》
   

此文于2009年04月0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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