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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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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治罪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

   深圳市民陈书伟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因在上诉书“事实和理由”一栏中仅写了一个“操”字,结果被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作出拘留十五天的决定。(4月30日新文化报)
   
   据悉,2008年最后两个月,福田区法院受理了陈某、曾某诉某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某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等电信服务合同纠纷。该系列案依法审理后,法院于2009年2月分别作出了一审判决。陈书伟收到判决书后,因为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于是向法院邮寄了“上诉状”。
   
   与众不同的是,陈书伟其在上诉状中没有陈述不服一审判决的任何事实和理由,而是在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一栏中仅写有一个“操”字。收到另类上诉状,承办法官电话告知陈书伟他的行为违法,并要求他到法院作出情况说明,还要修改上诉状。但陈书伟明确拒绝修改,也不作出解释。

   
   福田区法院认为陈书伟在诉讼文书中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侮辱司法工作人员,且无悔改之意,其行为已对民事诉讼构成严重妨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决定对陈某实施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语言文明是文明社会对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但以言治罪的现象却又和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深圳市民陈书伟之所以敢于在其上诉书中写上一个“操”字,只有两种原因,要么是因为他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要么就是他自己疯了。以笔者观察,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谁都无法保证自己和不文明的语言绝缘,就是性格十分温厚驯良的人,在遭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同样都可能破口大骂,那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不能以道德标准去衡量这个人的道德水平,更不应该以法律条款来对其以言治罪。
   
   前段时间,几起以言治罪的案例在传统媒体以及网络上传播得沸沸扬扬,面对如此有损中国司法形象的事件,网络论坛上的网民可谓是一片反对之声。国家制定法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犯罪,但法律的滥用则让人不寒而栗。这不但是对法律初衷的违背,更是对司法公正的严重挑战。实际上,以言治罪的案例远不止媒体所披露的这么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案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仅仅凭借一个“操”字就认定陈书伟违法,可以说又是在滥用法律。虽然我们都知道陈书伟所写的“操”字原本是为了骂骂法院的法官,出口恶气,但是,严格地讲,这个字并不是骂人的字,只是和骂人的那个字同音而已,真正骂人的那个字应该写作“肏”。就算写这类字真的算违法,那也是证据不足,更何况,骂人本身并不是违法的行为,至多是违反了道德标准而已。
   
   网上的资料显示,陈书伟原是深圳的一位书商,2004年因自己的手机话费被某公司乱收,结果自学法律并走上通信维权道路。近年来,在陈书伟和广大手机用户的努力下,促使信息产业部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出台,移动、联通等运营商的运营逐步走向规范,全国约八亿手机用户因此而受益匪浅。
   
   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尊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公民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众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只要不是诽谤别人,对别人的名誉造成毁损,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机关都必须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对于不文明的言论,我们可以进行批评,对于不赞同的观点也可以进行有力的反驳,但将这些上纲上线地认为是违法表现就大可不必了。
   
   依法治国是文明社会的构成要件,近些年,一些案件在针对强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的量刑标准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无疑会对司法部门的公信力造成伤害,陈书伟因言获罪可以说再度加深了很多人对司法部门的负面印象。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期待深圳市福田区法院能撤销对陈书伟的处罚决定,这对改变法院自身形象以及民众保持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都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200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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