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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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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故乡先贤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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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节后说真故事

   
   
   
    3月31日上午9点左右,我正准备就前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被抓一事写点东西的时候,传来了“笃 笃 笃”轻柔、祥和的敲门声。不料我打开房门,却像开启了闸门一样,一下子涌进来10多位不速之客——身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一一站定后,由一人摄像,一人宣读“传唤通知书”和“搜查证”。这时,我脑子里有五个清晰的大字在转悠,那就是:合法伤害权。警察读毕,依照程序问我“听清楚了没有?”,我如实回答:“听清楚了”。随后,我对满满一屋子警察大声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又来侵犯人权了!第二句是:你们又想搞以言治罪?!第三句是:你们抄走什么都行,但不能把我已经完成的物理学论文抄走!说罢,我被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政治警察带往恩济庄派出所。
    7个多小时之后,我迈进家门,眼前突然有一种特别豁亮的感觉:电脑被抄走了,写字台上堆放的书和手稿不见踪影了,抽屉里的资料已空空如也,书架上留出了不少空位,放在阳台上的大衣柜,顶上厚厚的尘土少了许多,我自己的墨宝——用毛笔手书的十二个字“八九精神永存 六四英灵不朽”被拿走了,名片薄、通讯录(包括章虹的)给顺走了,最后,连夹在驾驶证中的牡丹交通卡也不翼而飞……不过,我要说句公道话,我的物理学论文和相关资料毫发未损,包括台湾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和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给我的亲笔信,全都安然无恙。

    章虹对我说,搜查人员分工明确,十分敬业,从上午9点半一直干到下午2点,中间未曾休息,也没吃中午饭。他们临走时,给她留下一份《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其中“见证人”一栏,由一个她不认识、没见过的叫“肖文虎”的人签了字。我仔细翻看长达6页的清单,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许良英的《科学•民主•理性》、于浩成的《风雨鸡鸣》、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王力雄的《递进民主》、陈小雅的《沉重的回首》、《刘宾雁纪念文集》、《包遵信纪念文集》、廖亦武的光盘《不死的逃亡者》、我的《看守所杂记》、刚刚收到的杨子立的《沉思录》等,自然是难逃一劫。《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杨宪益传》等自费出版的好书,同样也未能幸免。不过,让人不太明白的是,标准的中国大陆合法出版物,如《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崔卫平的《积极生活》、余杰的《说,还是不说》以及数十本《炎黄春秋》杂志,也都给抄走了。我心里琢磨,这事还就只能等过了愚人节说才行;要是放在昨天说,大家准以为我是在说瞎说、编故事呢。
    警察要将《炎黄春秋》装入蛇皮袋的时候,章虹阻止道:那些杂志都是她在报亭里买来的,凭什么要拿走?警察说:这儿的《炎黄春秋》和报亭里的可不一样,上面有江棋生写的字。各位看官,警察说的还真是实话;而他们奉命要做的,也正是要从我写的字里找到“违法犯罪”的证据,以便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尽到保驾护航的职责。
    4月1日晚上,《德国之声》中文部记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我进行电话采访。她听我叙说家中的《炎黄春秋》被抄走后,问我对《炎黄春秋》有何评价。我说,那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好杂志,每一期我都会认真阅读,写些批注。她紧接着问道:《炎黄春秋》能够存活,是否说明了当局的进步?我笑了,回答说:那说明了《炎黄春秋》编辑部的进步,说明了《炎黄春秋》读者群的进步,也说明了中宣部的无奈和让步。
    之后,《德国之声》记者提到最新一期《半月谈》,上面刊登了俞可平的文章:关于民主亟待厘清的六个关系。她单刀直入地问我:你对俞可平的文章怎么看?我这个人是直脾气,同样不爱绕弯,马上回答道:喜欢论说民主的俞可平亟待厘清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他对吴邦国的“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是认同还是不认同?是部分认同还是全部认同?我认为,如果他认同“吴三条”,那他谈的“民主”就是伪民主,厘清厘不清都是伪民主。如果他不认同“吴三条”,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碎步走”,那我对他表示应有的理解。最后,我笑着建议她私下问问俞可平,摸一摸底,但不要太难为他。
    从俞可平的文章看,民主可以不需要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不需要三权分立。这样,俞文就给出了世界上的两种民主,一种是西方的民主,以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为不可忽缺的要件。另一种是中国的民主,以一党垄断执政、三权合一为其本质特征。不过在我看来,他的论述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这是因为,那两种民主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必须把其中的一种另外命名,才能使“民主”这个词依然有意义。那么,将哪一种政制另外命名较为妥贴呢?我以为,将一党垄断执政和三权合一另外命名,比较可取。我不知别人是怎么看的,反正在我眼里,一党垄断执政和三权合一怎么看怎么像党主:你瞧,人民由党领导,只能跟着党走,而党又是铁定伟大、光荣、正确的,把这种政制说成“党主”,岂不千真万确、恰如其分?一直以来,我还真是有点纳闷:泱泱大党,有什么必要唯心地对“党主”搞躲猫猫,而非要去赶时髦,从西方人那里拿一顶“民主”的帽子,给自己别扭地戴上呢?
   
   
   2009年4月2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4月3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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