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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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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十)结语:中国需要新启蒙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走向彻底,就半途而废了。五四以后的又一次启蒙任务,依然没有完成。

   现在,人们在谈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经真理标准讨论,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从“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江泽民时代,从“公有”、“私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许多人认为,江泽民时代的那次不算(江泽民本人还说过要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搞得倾家荡产呢),现在才面临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是什么?据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从什么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没有人说得清楚。

   如果一次运动达到了思想解放的目的,何需三次?今后还需要多少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崇高的名称被滥用了。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第N次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彻底完成启蒙任务的新启蒙运动。

   

   思想动员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

   

   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中共十七大对党的路线作了一番新的表述,去掉累赘的套话,要紧的是这么几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条路线以“解放思想”开路,还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于是,中央首长和地方大员竞相发放“法宝”,一显身手。

   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是什么?流行的说法是“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经济大发展”,也有的说是“以思想解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之,解放思想是为了发展经济。广东的地方大员为保持全国“排头兵”地位,心情尤为急切,大喊:“继续解放思想,‘杀开一条血路’,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闯出新路来干什?那又是为了解决“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民生问题突出”等等。以至于深圳撤除“二线”(隔离特区和非特区的铁丝网)也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是要解决的,但思想解放运动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思想解放完全变味了。怪不得叫做“法宝”,那就是成了当权者推行政策、创造政绩的“法宝”。作为推行政策、创造政绩的先声,是思想动员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动员运动的特征是,上面号令解放思想,下面奉命解放思想。

   上面号令解放思想,要求思想解放到合乎当权者的意图,这是统一思想的别名。

   下面奉命解放思想,要你解放就解放,要你怎样解放就怎样解放,这是陷于奴隶状态,恰恰处在思想禁锢之中。

   上面号令解放思想,下面奉命解放思想,结果必定是上下一窝蜂;可以一窝蜂地上马,也可以一窝蜂地下马。某地制定了什么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和构想,动员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解放思想”。于是,召集会议,开展讨论,可谓轰轰烈烈。未几,第一把手易地当官,“解放思想”偃旗息鼓。来了新的第一把手,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又再度上演,照样轰轰烈烈。

   犹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窝蜂就是从毛泽东发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豪言壮语起飞的。上面号令解放思想产生高指标,下面奉命解放思想流行浮夸风。不愿奉命的,则被称作“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账派”,轻者批判斗争,重则撤职查办。所以不奉命也不行。亩产万斤、几万斤的放“卫星”,就是上面号令解放思想和下面奉命解放思想相结合的典型。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无非是对这种“解放思想”的惩罚。

   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早就是思想动员运动,不是思想解放运动。一切由邓小平说了算,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去解放思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是没有合理的成分,问题是这种解放思想的模式,与统一思想的模式不是如出一辙吗?以邓小平之是非为是非,不是解放思想,而是制造新的思想禁锢。如有不同意见,围绕新的思想禁锢说三道四,则实行“不争论!”实际是“不许说”。对新的思想禁锢再加上一道思想禁锢,双保险。现在推行的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留下的思想禁锢。如果按照同样的模式再演练一遍,不是又为后人预设思想禁锢吗?

   当前的难题需要解决,解决当前的难题也需要观念更新,但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思想动员运动说成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假冒伪劣。中国所需要的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启蒙运动,显然不是当今官方社会推行的思想动员运动。

   看来,那些狂热倡导与应声附和的中国人,还没有搞明白何谓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运动是思想自由运动

   

   在世界历史上,思想解放运动是走出中世纪,开辟近代社会的先导。中国之所以需要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因为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虽然外部世界已经进入现代化、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部状态和外部世界是不相适应的。从中国的内部状态来说,表层的变态和深层的稳态也是不相适应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一再宣扬“五族共和”、“再造共和”、“人民共和”。“共和”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古老社会的深层结构和中华意识形态的内核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从外部世界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在硬件方面已进入火箭时代;但在治理国家的软件方面,还停留在牛车时代。

   中国有过多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因此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新社会,融入新世界。

   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于思想动员运动的特征是:

   第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来自民间,不是出于官方号令;发动的武器是宣扬理性,不是动用权力。“号令”和“奉命”的关系应当颠倒过来,变为官方权力敬畏民间理性。所以,在当代中国开展思想解放运动首先必须争夺话语权,要把官方话语变为民间话语。中国的事情,一旦带有官方色彩,必定扭曲、变形、走调、失色。

   第二,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启蒙思想家,不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所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不是政治活动家所炫耀的统治权威性。

   第三,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容是思想、理论、文化运动,不是稳定政治的运动,更不是发展经济的运动。进行启蒙的思想、理论、文化运动必将推动政治民主化运动,民主政治又必将促进经济发展。这些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连续后果,而不是它本身的应有过程。

   第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战略是以思想、理论、文化的远距离迂回,解决历史发展中全局的、长远的大问题,为大飞跃开辟道路,不是为了保证眼前完成什么任务、调整什么格局、突破什么瓶颈。

   第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是不断地从思想不自由到思想自由,冲决一切思想禁锢,不是打破一个思想禁锢再套上另一个新的思想禁锢。最终,造就一个思想自由的社会,不是为后人准备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的社会。归根到底,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自由化运动,未来一切的美好事物将在思想自由中生长出来。

   世界史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自由化运动。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侈谈思想解放而又“反自由化”,完全阉割了思想解放的灵魂。因此,热衷于思想解放,即追求思想自由,必须从废除“反自由化”的口号开始。一个坚持“反自由化”的社会,在限制思想自由的同时高唱思想解放,不是刺耳的“杂音”吗?

   再则,必须清算“反自由化”运动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破坏,以此痛苦的教训为鉴。否则,正当思想解放运动高涨之际,再来一次“反自由化”,怎么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之下,来一个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了两年,又来一个“反自由化”。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精心设计的滑稽剧。在坚持“反自由化”的同时,八十年代的邓小平和后来的江泽民以及如今的胡锦涛却又一再挥舞思想解放的旗号,这又是滑稽连续剧。

   说起“反自由化”,邓小平声称他“最坚持”。邓小平一生中的三大罪错以“反自由化”一以贯之。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苏联人认为是“自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一个“反右派”,“反右派”就是“反自由化”,反给苏联人看看。这一场“反自由化”的决策人是毛泽东,而总指挥则是邓小平。二十多年后,五十多万右派分子都改正了,邓小平还坚持“反右派是必要的”。这就是说,只要有了“必要”,还要“反右派”。果然,邓小平成为又一场“反自由化”的决策人。这一场“反自由化”实际上是变相的“反右派”,而对中国历史的制约超过前一场“反右派”。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发昏章第三,出动步兵坦克,全副武装“反自由化”,因此而留下千古骂名。邓小平的“反自由化”三大罪错,一个比一个严重。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仍然继承了“反自由化”这一肮脏遗产。

   何以视“自由化”为洪水猛兽?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自由而达于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邓小平说了:“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1)邓小平把自由化奉送给资产阶级,然后无情地消灭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化,旨在维护对人民的压制和对社会的控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反自由化”是从原苏联引进的。“反自由化”的始祖已经寿终正寝,难道中国还要步其覆亡之后尘吗?

   中国非但不应当“反自由化”,还要大力提倡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最后告别中世纪,就因为没有完成自由化。中国需要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启蒙运动,是为了补偿历史上所欠缺的自由化的债务。在西方,由于自由的过度发达,自由主义产生了弊病;但在中国,自由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自由化既是解放思想的手段,又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只有自由化才能扫荡思想禁锢、思想僵化,通达思想自由的社会。内在的思想自由,要求相应的外在的表达自由。表达自由的具体化,即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集会自由,行使这些自由进行交流,则为通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现代的互联网信息自由。人有了精神上的自由,才能争取和捍卫物质上的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等等。

   自由人才能和谐。以稳定压倒一切,压倒和被压倒的双方都是不自由的,不自由即不和谐,也就无法稳定。中共十七大的路线,以“解放思想”为始,以“社会和谐”为终。但只有以解放思想开启自由化,摈弃一切“压倒”的手段,才能走向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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