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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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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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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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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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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八)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全面补课

   

   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论战已经取胜,对立面不存在了,邓小平收起了法宝。真理标准讨论被邓小平提前“下课”了,实际上完不了,所以只好“补课”。补课还不充分,又被邓小平彻底葬送,以反自由化运动取代了真理标准讨论。

   

   邓小平授人以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国内形势出现紧张。

   思想一旦解放,多年来被压制的力量,爆发式地涌动。长期积累的矛盾,从潜在变成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解决了共产党内特别是上层的问题,还有社会上的大量问题没有解决,但人们又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于是受害者纷纷“上访”,到京“上访”的常住人口在四千人以上。中央机关每月收到的来信突破六万封。纪律检查委员会刚成立,就收到来信三麻袋。(1)一千六百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纷纷回城,已回城的到处奔走设法就业,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求落实政策,政府部门穷于应付。有些地方还发生“闹事”,以致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难以维持。

   邓小平为转移视线,输出矛盾,发动对越战争。声称“教训”越南,反被越南所教训。以大欺小,未能得手,战事迁延,损失很大。结果,反而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面对这种形势,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对策。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找胡耀邦和胡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洽动向问题”,谈了五个小时。胡乔木作为中宣部顾问,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后,他又讲了一番“个人的看法”。他的这个讲话,前半部分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为题整理成文,在理论务虚会上散发。后半部分没有公开发表,其中却多肺腑之言。

   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讲了许多忧虑,概括地说: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他认为三中全会是祸水的源头,引起了什么倾向、什么情绪。这种“形势”使他想起了一九五七年。

   胡乔木讲完,胡耀邦作“补充”。他说:“现在形势很好,不要被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句子不大完整,也可能是记录之误)他特别借华国锋之口强调:“华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2)

   胡耀邦所说的哪里是什么“补充”,完全是对胡乔木的纠正。华国锋究竟说了什么,没有直接的印证,(3)但从胡耀邦的嘴里讲出来,至少是他同意的:“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后来,他的态度更鲜明。在二月七日的中宣部例会上,当议论到上海知青闹事时,胡耀邦说:“这是最近落实政策,搞民主的副产品。”他特别指出:“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4)

   当时流传一份小字报,要求批判“二胡”(胡耀邦和胡乔木)的修正主义。社会上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内情不明,乱反一起。他们不知道,“二胡”根本不是一路的。胡乔木认为,又出现了一九五七年的形势,而且“复杂得多”,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结论自然是再来一次反右派。胡耀邦认为,形势很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搞民主的副产品”。从反右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建立在对形势错误分析的基础之上。他特别谴责这种运动“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没有一个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党的弊病说得如此深刻。

   邓小平是站在胡乔木一边的。他又重新起用胡乔木起草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稿。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与胡乔木等人谈话,说:“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要动员群众同这些坏人作斗争。”(5)三月二十九日,先逮捕“坏人”魏京生。三月三十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再动员人们同坏人作斗争。

   邓小平自己刚刚说过:“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6)他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迎合了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的需要,授人以柄。邓小平以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压服社会上的“坏人”,结果为党内“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提供了武器,他们说:“现在讲四项基本原则,证明还是我们对。”正好抨击理论务虚会、三中全会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指称真理标准讨论是致乱之源。有人编了顺口溜,唱道:三中全会损了旗,重点转移离了线,解放思想出了格,发扬民主闯了祸。

   《山西日报》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当时,有些人企图把四项基本原则纳入极左路线的轨道,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攻击三中全会,攻击真理标准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我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山西日报》1979年10月23日)安徽的情况也是这样:“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一阵反复,有的同志思想动摇,使刚刚掀起的真理标准讨论热潮一度停了下来。”(《安徽日报》1979年11月9日)。(7)各地的情况相仿,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真理标准讨论不是“停了下来”就是“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真理标准讨论的客观趋势不可逆转

   

   真理标准讨论第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思想分歧引起政治站队,导致党、政、军权力机构的分化。

   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的特征是由权力机构的分化,矛盾集中到上层,争论的焦点是解决中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分歧。

   在上层的斗争中,实践标准在反对“两个凡是”中取胜,但并不等于贯彻了实践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发展的趋势,下一阶段必须向两个方面深入:

   第一,从上层下移到基层。上面的风向变了,下面的许多部门、许多单位,极左思潮的流毒尚未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深入下去,就会发生上下脱节,半身不遂。就全国、全党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对于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来说则未必。有人反对“两个凡是”,大胆解放思想,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本单位却遭到嘲笑、打击。就因为在那些单位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还没有占上风。

   第二,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就舆论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占了上风,但在实际工作中则未必。有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的表态。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解放思想的结果;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必须以真理标准讨论促成解放思想为条件。

   总之,按胡耀邦的说法,现在只是把火车头修好了,整个列车还没有开动,但势必要开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两个阶段是从下到上,下一阶段必须是从上到下,从路线到实际。这种客观趋势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为地打断了。既然是客观趋势,虽一时被打断,终究必将顽强地表现自己,就连邓小平本人也不得不再次附和、追随这种客观趋势。

   《解放军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 其中指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首次出现“补课”的提法。因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中断,所以不是“继续”而是“补课”,提法十分恰当。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这个标题是寓有深意的,它强调了两点:第一,“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三中全会的精神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掩盖了,所以,不是如《解放军报》的标题所说的“继续贯彻”,因为无法“继续贯彻”了。《人民日报》将《解放军报》行文中“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提法上升为标题。第二,突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从军队到全民,成为一般性的号召,意在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胡绩伟、王若水当政的《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发行量增至一千二百万份,执舆论界之牛耳。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时期,发表一系列的报道和评论,在全国范围起了指导作用:

   《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广到基层去》,6月17日第一版;

   《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6月23日第一版;

   《沈阳冶炼厂职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6月24日头版头条;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大有好处》,6月25日头版头条;

   《认真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促进思想解放》,7月6日第一版;

   《基层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大有好处》,7月12日第二版;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打开思想解放大门》,7月13日第一版;

   《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8月3日第一版。(8)

   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人民日报》不仅强调补课的必要,而且指出补课的方向:面向基层,联系实际。

   各地省委书记又一轮纷纷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与前一轮的表态不同,这一轮是部署补课。显然也是没有中央红头文件,而是在社会舆论支配下所采取的自主行动。《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例如,万里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现在又出现了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思潮,抓住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支流现象,加以夸大,说党的路线“右”了,方针政策“偏”了。他说,要深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展了一场震动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要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继续深入,思想要继续解放。(9)

   从各地省市级报刊发表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出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在全国开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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