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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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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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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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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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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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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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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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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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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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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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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七)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决战决胜

   体现历史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而作为前奏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三十六天。因为主要的议题和严重的争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体解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地完成程序性的结论。所以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当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出轨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会期二十天,结果延长至三十六天。本来十二月十三日已经闭幕,还有话要说,又讨论了两天,十二月十五日才结束。会议的成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应到二百十八人,实到二百十二人。大会只开了三次,大部分时间是进行小组讨论,各组以简报互相交流。胡耀邦说:“会议的发言简报估计有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在当时,一边开会一边看完两部《红楼梦》或三部《三国演义》,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会议留下了一笔值得研究的重要的历史资料,但至今没有充分利用。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会议的议题是三项:一,讨论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当时邓小平正出国访问,华国锋转述了邓小平的建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看来,会议主持者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的意图是要大家讨论经济安排、建设问题,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思想路线、政治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严重的冤假错案,均不在视野之内。

   会议按地区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组进行讨论,讨论一开始就出轨。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题目是《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不谈经济和建设,却大谈“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案,陶铸、王鹤寿案、天安门事件、康生问题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六点意见。十一月十三日,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也提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南方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他特别要大家注意康生问题,认为“四人帮”应改称“五人帮”,而且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点名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他还揭露了汪东兴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内幕。胡耀邦以组织部长的身份,提供了许多翔实的材料。陈云的发言较短,全文刊登简报;胡耀邦的发言很长,简报有所删节。(2)

   陈云和胡耀邦的发言引起其他各组热烈响应,认为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是非、功过、赏罚分明,否则,不可能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问题越提越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要求重新评价;还有地方上的问题,如湖北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内蒙的“内人党”等等,也要求解决。讨论中,点名批评了死人康生、谢富治和活人李鑫、汪东兴。上一次,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两件大事: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会议简报组要求“压缩”,遭陈云拒绝,没有刊登。时过一年多,经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一个陈云的发言,且重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后果却大不相同。  共产党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源于民间舆论的上升。当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以及民主墙前举行的民主讨论会,吸引了全国和全世界的注意。陈云等人所提出的问题,早就出现在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上。所以他们的发言总是说:“现在北京市有人提出来了”,“广大群众都在议论”云云。而且中央工作会议和西单民主墙也发生了互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参”,及时报道西单民主墙的动向。邓小平预定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Jim Novak)。事前,诺瓦克在西单民主墙前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有什么问题要我带给邓小平?事后,他又来到西单民主墙下传达邓小平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充分利用民心,正在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势。

   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的讨论打乱了原定的部署。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重要领导人案件重新审查的决定,包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等等。另外,还决定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劣迹斑斑的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材料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华国锋总共讲了十多个问题,这些都是原定的议程中所没有的,而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均属不应该提出、不应该讨论的问题。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以及言论的大胆、批评的尖锐,充分显示了真理的实践标准所显示的威力。例如,军队的大老粗陈再道上将在华东组发言,虽然对理论问题似懂非懂却也说得振振有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如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如果说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3)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使用了两手,一手是平反冤假错案,一手是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两手达到完美的结合。

   华国锋的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有所交待。这些问题,原本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毛主席的决策”。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两个凡是”的制定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在事实上推翻了“两个凡是”。但还有刘少奇问题,未曾触及。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是急于“向前看”,不希望“向后看”。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强烈的“向后看”的倾向,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后来邓小平准备大会发言时,在他亲自写下的提纲中列出一条:“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力图扭转。

   第一次交锋也是最后一次交锋

   历史遗留问题的结论已经有了,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条思想路线方面的争论就成为不可避免。正当会议将转入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时,“凡是”派翰林院(毛著编办)中的几位“翰林”,一齐上阵,挑起争论,大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不同看法。本来在讨论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是一直沉默的。

   自真理标准讨论以来,争论的双方,一方是限制打压,一方是隔空喊话,思想上从未正面接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发生第一次交锋。谁知“两个凡是”一触即溃,交锋的第一次就成了最后一次。

     十一月二十七日,毛著编办的又一位副主任胡绳在东北组突然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演讲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他又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4)胡绳反对“八股老调”是针对周扬七月份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的讲话。他反对报刊上发表“旁敲侧击”的文章,一是针对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来一个思想大解放》,一是针对李洪林为《中国青年》复刊号所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其中第一次出现“现代迷信”的提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发言,责备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歪曲了他的意思。与会者要求他自己讲讲,在电话上究竟说了什么。经过准备,他在十二月三日介绍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四点意见。与会者认为,根据吴冷西的四点意见,更加证明胡绩伟的记录是可信的。他的记录可能不是原话,但完全符合吴冷西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  同一天,熊复也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他说:“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强调真理的实践标准本来就是要打破对毛主席不能议论、不能批评的思想僵化的局面,“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争论在于是“好”还是“不好”?他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容不得有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解决理论问题。”他的意思是,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容不得不同意见。完全不符合事实。先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们压制不同意见;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展开讨论后,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又不来发表。熊复又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5)他的意思是,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要对国外猜测的“非毛化”负责。

   李鑫和张平化也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简短发言,主要是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进行一些辩解。

   与会者对这几个人的发言很不满意,群起而攻之。胡绳发言的次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西南组立即作出反应。他说:“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争论。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前一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而《红旗》没有登。《红旗》是我们党中央唯一的理论刊物,过去许多重要文章都登,这次不登,一下子把分歧公开出来了。中央宣传部也闭口不说话。下面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无可奉告。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要解放思想,要解决问题,你究竟是根据多年来实践检验的结果呢,还是先查一查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说过、批示过?没有说过的就不能干?批示了的就不能改?”(6)赵紫阳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省委书记,他的意见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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