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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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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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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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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五)历史功绩属于谁?

   王强华说:“由此文(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1)一曰“发动”,二曰“组织”,三曰“领导”,事实何在?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我觉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这句话只具有否定意义,即不能“归功于”胡耀邦或其他人。至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发动、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决议、作出规划了吗?没有事实,只凭空话,怎么能够“归功于”?从肯定方面来说,毫无意义。邓小平不是也不认识胡福明吗?邓小平非但不认识胡福明,连他在哪个城市都搞不清。(3)不认识、不知居于何地的胡福明,邓小平当然不可能组织他写文章。按照王强华用在胡耀邦身上的同样的逻辑,邓小平怎么能够“发动、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遵从“有关方面”的旨意,王强华也就顾不得自己的逻辑了。

   “有关方面”亲自出马了。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李长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三十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2008年5月9日。)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胡耀邦的名字却提都没提。李长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是沈阳电器公司的一个基层干部,对于全国性的大事,自然不甚了了。他的这个讲话,值得注意的,不仅显示了个人的局限性,而且表达了现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真理标准讨论,以及邓小平、胡耀邦在这一场讨论中的作用的评价。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他(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1989年4月23日)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的诞辰应是十一月二十日——郭)座谈会”上,曾庆红的讲话,重复了悼词中的那句话,接着不伦不类地来一句:“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8日)真是狗尾续貂!到了李长春那里,“貂”没有了,只剩下狗尾巴一条。可见,现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曾庆红的过渡,李长春的讲话完成了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的否定,这就违反了中共中央的《悼词》中对胡耀邦已有的评价。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是胡冠邓戴,歪曲历史。现在,党史出版物和博物馆陈列,曾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有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一概皆不见,更何况真理标准讨论一事!

   邓小平究竟是“领导”还是“支持”?既“领导”又“支持”,曾庆红、李长春们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说法根本不通。如果是“领导”,难道还要对自己的“领导”表示“支持”吗?如果是“支持”,难道不是对别人的“领导”表示“支持”吗?说邓小平等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支持”的,没错;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由邓小平等“领导”的,大错!

   将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成是某人“领导”的,完全用错了概念,不符合事实。因为它不是在某人“领导”下发生的,既不是胡耀邦,更不是邓小平。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有一大批人,时代的召唤成为他们共同的动机,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这一大批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胡耀邦。

   将邓小平吹捧为“发动、组织和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举出的几个根据,皆为似是而非。

   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就是最早反对“两个凡是”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4)邓小平本人多次讲到,针对“两个凡是”,他经反复考虑,才想出“准确、完整”。但在这封最初提出“准确、完整”的信中,是表达对毛泽东逝世的“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显示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或许,邓小平的内心因“两个凡是”有感而发,但丝毫看不出反对“两个凡是”的迹象,相反,对“两个凡是”的创始者华国锋,语多献媚之词:“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他像林彪对待毛泽东那样,对华国锋也用了“最、最、最”。

    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不提也罢,一看,更是肉麻:“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5)结果,只稳定了四年,“政治上思想上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就被“衷心拥护”的邓小平搞下了台。

   邓小平为人奸诈,一句“永不翻案”骗得毛泽东的信任,一声“衷心拥护”博取华国锋的欢心,一次又一次出山。但邓小平的两次复出是符合民意的,复出后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华国锋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印象。虽然粉碎“四人帮”有功,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他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评定人物,历史上的作用和人格上的表现有一定关联,也不可完全混为一谈。况且,一旦有了政治上的需要,例如抓“恶毒攻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反革命,华国锋就不忠厚、不老实了。定“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反革命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就是他本人签发的,这是当年毛泽东之所不为。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十五号文件将邓小平的两封信转发全党。(6)这两封信为华国锋所认可,但为《邓小平文选》所不取。可见,华国锋并不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准确、完整”是反对自己的,而邓小平本人也并不认为这是必须编入他的《文选》、足以传世的代表性言论。

   邓小平将他的“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相对立,是后来的事情。

   “凡是”派处理邓小平问题有个三部曲。第一部是不让他出来。(7)民间的呼声和党内的噪聒实在抵挡不住,转为第二部,有条件地让他出来。不料,又遭邓小平本人的强烈抵制。无奈,第三部只能是无条件地让他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华国锋决定改变“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的方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他的“三副一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条件是希望他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说明与己无关,以便找个台阶结束“批邓”。因而派汪东兴和李鑫同他谈话。汪、李在谈话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邓小平拒绝,这才不得不说“两个凡是”不行。五月二十四日,他约王震、邓力群谈话,透露了这一情节,说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这时,他才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准确、完整”。(8)

   邓小平可算是较早地反对“两个凡是”的,据说,他是受了邓力群的影响。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看了“二七”社论后,发现“‘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他告诉了王震,王震又告诉邓小平。邓力群自己写道:“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9)因此,才有邓小平约王震、邓力群于五月二十四日谈了一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话。据此,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还在邓力群之后。而邓力群和邓小平都是孤陋寡闻,他们不知道,在社论没有见报之前有人就看出问题来了。

   耿飙奉汪东兴之命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时,找“宣传口”的几个负责人讨论,他就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亲历者胡绩伟的证词。(10)与耿飙持相同看法的不乏其人。所不同的,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是从“说不通为我平反”的切身利益出发,而耿飙等人反对“两个凡是”是出于“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无私的政治见解。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就是“领导”真理标准讨论吗?

   邓小平攫有反对“两个凡是”的虚名,其实他用来反对“两个凡是”的“完整、准确”非但没有能够动摇,反而巩固了“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同时,也说“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人民日报》1977年8月18日。)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华国锋比邓小平讲得更周到,还有所纠正。邓小平说的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华国锋说的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将两个形容词改为副词。从正统的观点来看,在毛泽东思想头上加“完整的、准确的”两个形容词是大不敬,难道还有不完整、不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吗?华国锋的意思,完整不完整、准确不准确是领会和掌握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看来,华国锋倒真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邓小平是另有所图。而且,他颇为得意的“准确、完整”到底是什么意思?自己也说不清楚。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亮相,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1)这一句话,说了三个不同的东西,他完全却混为一谈。“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准确、完整”。“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否“完整、准确”,即使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完整、不准确,并不影响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完整、准确”,这是两回事。“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与“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也不是一回事。且不说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体系。一种思想成了体系,就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掌握思想体系不发生是否完整、是否准确的问题。恰恰是对于不成体系的思想才需要强调“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可怜的邓小平,逻辑思维一塌糊涂,还以教师爷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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