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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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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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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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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三)一篇文章惊天下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规模讨论,起始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而引起思想交锋,演变为政治较量,推翻“两个凡是”,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

   老生常谈发挥了威力

   这篇文章的产生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产物,所以一旦面世,受到广泛的重视。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两天之内,全国三十五家省、市以上的大报中二十五家作了转载,后来其他报纸也陆续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的四个小标题概括了全部内容: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内容来看,文章在理论上并无创见。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形势,把真理标准问题提到了首位。理论上的老生常谈一经重申,却具有冲击形势的针对性。文章虽没有点出“两个凡是”,但读者都会联想到“两个凡是”。因此,它本身就是重在实践意义,而不是追求理论创新。

   这篇文章的意义,倒是站在反面的人看得更清楚,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实践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威胁。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天晚上十一时,毛著编办(1)副主任吴冷西,打电话给正在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吴冷西主政《人民日报》时,胡绩伟是他的副手。所以吴冷西的讲话具有居高临下的口气,要点如下:“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党提出十一次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为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住毛主席的教条不放。……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吴冷西在理论上讲的都是外行话,因为他根本不懂哲学。在政治上,他倒是很敏锐的,点到了要害,只是立场不同,别人认为很好,他认为很坏很坏。

   吴冷西说,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2)

   次日,胡绩伟就到胡耀邦家里,讨论吴冷西的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胡耀邦还召集中央党校的一些人参加。他针对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从大视野出发讲了一番话,主题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之后,刚刚起步,要倒退人民是不答应的,也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阮铭把他讲的意思敷衍成章,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发在《理论动态》上,《人民日报》又以“岳平”的署名转载。后来,胡耀邦对胡德平还有一段精彩的议论:“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3)吴江在胡耀邦家当场表示,要回答吴冷西的责难。事后,吴江与孙长江商量。孙对吴说:“我们赶紧写文章批驳吴冷西的意见,不然等我们被打倒后就没有发言权了。”(4)他们确定了答辩文章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五月十三日,毛著编办的另一个副主任、后来的《红旗》杂志主编熊复,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播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

   那个毛著编办,在当时似乎是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意识形态指导机关。毛著编办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并非上下级关系,吴冷西和熊复却动不动就指责别人“砍旗”,他们又成了类似于“中央文革”那样,具有可以号令天下的法外之权。吴冷西和熊复还神秘兮兮,叫别人不要外传,实际上他们自己传得很广。“两个凡是”是处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以及种种“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政治方针。真理标准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但它在特定的环境中提出,是从认识路线、思维方法反对“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又从政治上反对真理标准的提出。如果没有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不过是报纸上的一次正面宣传。一篇文章引起旷日持久、牵涉广泛的大讨论,就因为有人反对,就因为反对意见的激烈。所以当时人说,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派的功劳最大。

   一篇平常的文章,提出一个平常的问题,却遭到激烈的反对,这就成了不平常的事件。

   “不表态”和“把好关”

   关于真理标准争论的不同意见,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他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对此“不表态”、“不卷入”。(6)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已经卷入了。只不过是愚蠢的表态、被动的卷入,等着战火向自己身上扑来。

   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对于他所掌控的《红旗》杂志、毛著编办实行“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对于已经表态、已经卷入的,则另有一种脸色。五月十七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发表前邓小平看过)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提出“要查一查”,那就不仅是批评的问题了。“查”的结果如何处置?底牌尚未亮出来。后来,汪东兴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三不”:“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7)汪东兴提出“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问题就严重了,似乎又要搞“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第二天,汪东兴找了中宣部长张平化。张就来“把关”了。他召集正在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到钓鱼台宾馆开会,专门讲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他煽动大家提不同意见,但提倡的是“拿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脑子想一想。最后,他向与会者拱拱手,说:“拜托,拜托!”(8)汪东兴要他“把关”,他又“拜托”各地的负责人“把关”。这个会议,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从高层自上而下括起了冷风,一时之间,形势紧张,谣言四起。说什么“中央派人到中央党校,追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事”,“《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派工作组进驻了”。还有人说“文章的作者已经被抓起来了”。

   此时解放军正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曼村认为,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反对提“新的历史条件”,说什么这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又把对毛主席的“两个凡是”推广到华主席了。

   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9)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认为,这是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

   “凡是”派头面人物却并不认为小平的讲话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六月十五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又一次挥舞大棒。他批评有人要为天安门事件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在那时,没有比“反毛主席”更大的罪名了。他还说:“特约评论员,是谁?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谁都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出自胡耀邦指导下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他多次点名批评胡耀邦,特别指责《人民日报》四月十日刊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胡耀邦撰写),说是“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人民日报》在报道邓小平的讲话时,用了“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作为标题。汪东兴责问:“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的标题不是有意的吗?” (10)所以,《红旗》杂志在一九七八年第七期的评论员文章中,就作了等级区分,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在讲话中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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