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郭罗基作品选编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

   郭罗基

   (二)拨乱反正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都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找到了根据,叫做“拨乱世,反诸正”。拨“文化大革命”的乱世,反诸社会的正轨。拨乱反正,势在必行。但组织上的“华汪体制”,以思想上、政治上的“两个凡是”为纲领,挟“一举粉碎‘四人帮’”之余威,大树特树对“英明领袖”的个人崇拜,极力在新时期固守旧秩序。因而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步履艰难。  

   澄清是非何以为准?

     开始,为了推翻某些结论或改变某些现象,总是说林彪、“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的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员撰写的。意在将干部中的冤假错案算在“四人帮”的账上,一一推翻。有的干部看了文章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盼望挣脱身上的锁链。但遇到毛主席定的案,事情就搁浅了。汪东兴还以威胁语气责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

   有些问题既没有“篡改”,也没有“背着”,毛主席的指示和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一套,并没有两套。于是人们对语录作出符合当前需要的重新解释。例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而不是整党内走资派。重新解释可以不止一种,重要的是结论:必须纠正“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邓小平也同意作重新解释。后来虽然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开启重新解释语录的途径,也有利于冲击思想僵化的闸门。

   有些语录又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于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教育战线上流行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载入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经毛泽东画了圈的。这个《纪要》由迟群炮制、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十四号文件转发全国。它一出世就成为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大石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自然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和方毅找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但他自己就信心不足:“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他知道刘西尧等人“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1)一九七五年,教育部长周荣鑫跟着邓小平“犯错误”,在“批邓”中被批斗致死,恐怕他们记忆犹新。这时,教育部仍然犹豫观望。所以,邓小平也推翻不了“两个估计”。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一段一九七一年六月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2)教育部大批判组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公布了这一语录。邓小平审阅这篇文章时有一个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3)文章写得不算很好,但语录具有神奇效力,从此“两个估计”才算作废。

   如果没有迟群笔记本上的语录,难道“两个估计”就永远不能推翻吗?还有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又到哪里去找语录?而且,用同样的办法,可以澄清是非,也可以再一次混淆是非。假如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对语录作另外一番解释,又从别的什么人的笔记本上找出几段语录,不是还可以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估计”那里去吗?这样,迫使人们非要作彻底的思考不可。

   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否定了一些荒谬的口号,改变了一些错误的方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只要抛弃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害的东西,人们总是高兴的。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一切都只能在不触动毛泽东神位的前提下、局限在语录标准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纠正毛主席的错误。今天来看,这种局面何其可笑!当时来说,改变这种可笑的局面又何其艰难!

   开始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澄清是非,到一定时候,就要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就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入哲学领域了。若是以语录为标准,那么语录本身的是非又以什么为标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追问,最后都在质疑这个先验的语录标准。就像《封神榜》中的斗法一样,“凡是”派放出的法宝是语录标准,反对“凡是”派的人们用什么法宝来破语录标准?志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们,苦苦求索,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考出发,走向同一的归宿。各个方面的努力聚焦到一点,找到一个威力无穷的法宝,原来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有现成的武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条条道路都通向真理的实践标准。一切领域的争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哲学上的争论。在哲学方面,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经重申,立即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解放了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都不是偶然的。

   在反对“四人帮”的实际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北京大学是“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所在地,为“四人帮”所严密控制的单位。“四人帮”指挥“梁效”,左右舆论,搞乱全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内容有六条,故简称《六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北大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很大的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四人帮’通过迟、谢插手两校,利用毛主席的点搞了一些坏事。” 这是《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另一方面,又肯定从清华、北大发难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完全正确的,不能翻案。”因为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都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其他的一切都不能提了:“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就不能揭发,破坏教育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否定,整人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以此为准,只能掩饰一切,捂住盖子,保持原样。中共北京市委一再声称:“《六条》是中央的精神”,“《六条》是正确的,不能反,不能批”等等。北大的群众顶住压力,同颁布《六条》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苦苦斗争了一年,改变了官方的结论,把“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还原为“北京大学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

   由于《六条》的压制,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死气沉沉,以至完全停顿。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校园里贴出一批大字报,批评中共北京市委,批评北大党委,并系统地批驳《六条》。其中,有一篇《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总结性地写道:“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4)由于不可能从文件上或书本上找到批驳《六条》的根据,只能求助于实践。

   最后,中共北京市委承认“《六条》有错误”,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书记黄辛白被撤换。这是自下而上的 民主运动的胜利。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推动人们拿起真理的实践标准为武器,去反对“两个凡是”。若是在一九五七年,批评党委、批评市委都将被定为严重的反党活动,打成右派。在一九七七年却导致相反的结局,撤换领导,承认错误。只能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形势下,真理的实践标准发挥了不可抵御的威力。  

   在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党校。十月九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也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当时,中央党校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被责成编写中共党史。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开始,中央党校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指导下,讨论党史问题。所谓路线斗争史,即共产党的内斗史,历来以权力意志定是非,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被戴上机会主义、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叛徒、内奸、工贼等等的帽子。所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的三场斗争,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歪曲和谬误,但依据“两个凡是”的天条,都是早有定论的。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副教育长冯文彬也提出:“研究党史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党史教研室提出一份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提纲,因袭旧说,胡耀邦很不满意。他说:“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他指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负责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形成一个文件,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从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确立的“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中,明确地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5)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以这个原则为引导,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由于以实践标准为依据,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是非问题重新审视,学员们思想活跃,讨论热烈。实际上这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一九七八年四月,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毕业后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种子。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