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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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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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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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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戈扬

郭罗基

   

   戈扬大姐,你在坎坷的人生路途上奔波了整整九十三年(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终于结束了旅程。你太累了,太苦了,太冤了。我们这个世界又太喧嚣、太污秽、太纷扰,你到另一个世界安息去吧。

                    追寻遥远的记忆

   

   戈扬的一生中,当右派分子下放劳动二十一年,流亡海外又是二十年,仅仅这两件事就占了四十多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多?幸而她高寿,算起百分比来还不到有生之年的百分之五十。

   二〇〇四年,戈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安老院(nursing home),渐渐丧失意识,不能讲话。二〇〇七年初,不能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三月份,我到纽约,和一群朋友去看她。她空眼呆望,没有表情。我喊了几声“戈扬大姐”,她两耳失聪,没有回应。我心头酸楚,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位喑哑的老人就是昔日健谈的戈扬?多少往事在脑海中翻滚!女作家茉莉向她献上一枝玫瑰花,我为她照相,她居然慢慢地举起花枝,有了反应,大家都很高兴。王渝说:“她有话说不出来。”我们无助地围着她转来转去。最后,我向她告别时,她开口了。我们都听不懂,只有王渝懂得,她说的是:“你去啦,你去啦。”她不希望我们离开,我们也是一步一回头,留恋地走出了她的住所。

   我回到波士顿后,储海蓝给我打来电话,说:“出现奇迹了,戈扬阿姨大喊你的名字。她要和你讲话。”海蓝把手机给了戈扬,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郭—罗—基!”我说:“戈扬大姐,我听到了,真亲切!你好吗?最近能吃饭吗?……”没有回答。过了一回,海蓝又打来电话,说:“戈扬阿姨还要听你讲话。”我知道她无法对话,不再发问,便自说自话,讲了一通。

   戈扬一定是在追寻遥远的记忆。

     

                 靠自己走流亡之路

   

   戈扬流亡海外时已是七十有三,不懂英文,没有收入,生活艰难。先是在洛杉矶西来寺暂栖身,后来到纽约,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

   我和她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人权”的理事会上。当着众人,她上来拥抱我,眼睛里闪动着泪花。这泪花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她自己。从此,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或拜访她的陋室,为她解除寂寞。她却说:“我一点都不寂寞,忙得很!”忙什么?除了写稿子挣一点微薄的收入外,忙两件大事:一是学英文,一是学电脑。她房里的墙壁、窗户、家具、器物上贴满了英文单词,走来走去,念念有词。她立下一个宏愿:要在电脑上用英文写出一生的故事。

   西点军校邀请戈扬去向学员讲中国故事,她拉我和阮铭一起去壮胆。主人要求我们每人用英文讲十分钟,然后回答提问。戈扬讲得很慢,但美国人都听懂了。当人们得知,她七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而且只学了一年多,竟能发表一篇演讲,都惊讶不止。

   当年有一个收留流亡人士的机构,其中不少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年迈体衰的戈扬却被排除在外。朋友们愤愤不平,建议让戈扬进去。他们说:我们是学术机构,不是养老院。触犯了戈扬的自尊心,她对我说:“你们不要再提了,请我也不去。”她讲了一个典故。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数徐特立的年纪大,为了照顾他,让他骑着马行军。徐老坚决不上马,他说:“我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完长征路。”结果,徐老走到了陕北,而一开始就受照顾骑马的人都不见了。戈扬指着自己的腿说:“我也要靠自己走我的流亡之路。”

   戈扬没有固定收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有固定收入的。我不时在经济上接济她,她总是收一半、退一半。我问:“这是什么讲究?”她说:“拒不接受,不近人情;照单全收,会养成我的依赖心理。”

   流亡生活虽然艰难,幸运的是避免了牢狱之灾,否则,她可能也会像张伟国一样,在国内被抓起来。  

                和镇压人民的共产党决裂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十九日,作为《新观察》主编的戈扬和《世界经济导报》驻京记者的张伟国,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的大型座谈会,到会者五十多人,慷慨陈词者有之,哀怨悲恸者有之,深沉思考者有之,中心议题是两个要求:纠正耀邦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座谈会的发言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登了五个版面。随后招致江泽民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打压,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报纸被迫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藉此发迹,取代赵紫阳成为总书记。“六四”以后,张伟国竟被逮捕,吃了二十个月的官司。

   这时,戈扬已在美国。她是四月二十二日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之后出国的。在追悼会结束后,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望着与军警对峙的人群,赋诗一首,题为《这边和那边》:“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她应邀来美国参加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活动。正当她要回归的时候,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她就留下来,看一看再说。她给邓颖超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忧心。邓说,她认为不会开枪,如果镇压学生,她就退党。戈扬相信了邓颖超的说法。六月四日,果然开枪。她说:“我呆了,我傻了,像一具死尸僵在椅子上。”邓颖超没有退党,戈扬退党了。她公然宣告:“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

   戈扬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成了“动乱分子”,有国难归。从此,隔着太平洋浩叹“这边和那边”。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戈扬跑了,《新观察》受惩罚。它也和《世界经济导报》一样,被迫停刊。  

                  女记者“四大名旦”遭殃

   

   《新观察》被迫停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戈扬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九五八年就停过一次。

   《新观察》的前身是储安平主编的政论性杂志《观察》。一九四八年,《观察》被国民党政府在上海查封,一九四九年在共产党领导下于北京复刊。但《观察》已无昔日风采,越办越不景气。一九五〇年,重振旗鼓另开张,更名《新观察》,改为文艺性的综合月刊,属作家协会领导。胡乔木任命戈扬为主编。戈扬说:“让我当主编,就要按我自己的意思来办。”胡乔木当初倒也点头同意。

   《新观察》越办越红火,发行量仅次于《中国青年》。有两个栏目特别受人欢迎,一个是“生活小故事”,一个是“小批评”。前者反映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后者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和官僚主义(那时还不叫腐败)。几年下来,这两个栏目的来信来稿多的不得了,每个月居然要用麻袋来装。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戈扬也鸣放了几句:“教条主义真是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疯子,就是死人,心里的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讲。”“现在,鸣放是《文汇报》在领导,《人民日报》落后了。”戈扬将“过去”和“现在”认真地作了区分,以为共产党从此要改弦更张了。哪知道,从“现在”开始比“过去”更糟。戈扬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戈扬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被人称为中国女记者中的“四大名旦”。一九五七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丢了笔记本,惊恐万状。众人劝慰无效,竟自杀。杨刚是一位“阳刚”的女士。人们分析,她一定以为笔记本落入他人之手可能被打成右派,不如自己了断。戈扬和彭子冈(《旅行家》杂志主编)当了右派。浦熙修(《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被毛泽东点了名,因揭发罗隆基有功,暂时右派分子帽子被人拿在手里,最后还是戴上了。“四大名旦”在反右运动中全军覆没。  

   

                   新时期的《新观察》

    

   二十一年之后,戈扬复出,同时《新观察》又复刊,还是由戈扬任主编。“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舆论界的权威。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和《新观察》被自由化人士誉为“新时期的两报一刊”。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报》按邓小平的指令发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是为反自由化的第一个战役。“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又来了,人们极为反感。胡绩伟当政的《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予以抵制。《新观察》走得更远,居然主动向白桦约稿,表示支持。七月二十五日,《新观察》第十四期刊出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文中说:“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春天”对自己是“厚爱”的。意思是虽遭批判,毕竟气候不同了,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他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都是同情、鼓励的。当时流行一个说法:“批谁,谁香;谁批,谁臭。”胡乔木亲自出马,给作家协会负责人冯牧和戈扬写信,说:“看了你们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发表的白桦一文,觉得很不妥当。……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怎样“纠正和补救”?戈扬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新观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题目是《也谈春天的“厚爱”》,说是“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值得白桦同志重视。”云云,署名“冯明”,即“奉命”。自由化人士看了哈哈大笑。  

                个人命运与《新观察》共始终

   

   这时,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了》,文章的矛头是针对华国锋的。北京的各大报都不敢发表。因为《新观察》的自由化有名声,我就给了戈扬,她也压下不发。我将文章寄给胡耀邦,请他“批改”。他回我一信,说:“文章总的来说写得不错,有新意。”他把题目改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并将批评华国锋的地方统统删去。胡耀邦刚接替华国锋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文章的矛头就针对他自己了。我将稿子和胡耀邦的信件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八月十四日见报。谁知闯了一个大祸!中宣部一连发文件,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断言“文章的矛头是指向小平同志”的,还指责《人民日报》和文章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文章是经胡耀邦同意发表的,那就是说,连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代表党中央的不是胡耀邦。本人是顽石一块,刀枪不入,拒不检讨。《人民日报》作了检讨;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胡耀邦也不得不作检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化名“马温”。邓力群向邓小平告状,说:郭罗基想当“弼马瘟”,要大闹天宫。“马温”的本意是“马克思主义的温和派”,何曾想当“弼马瘟”?倒是“玉皇大帝”听了大为不悦。我本来就有自由化的案底,次年被“玉皇大帝”赶出北大、赶出北京,发配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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