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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特使在欧盟外事委员会发表演说

达赖喇嘛特使就藏中会谈为题于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3日 转载)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4月02日达兰萨拉报导』(www.tibet.net )西藏听证会:在藏中会谈破裂后,更新目前西藏情势。2009年3月31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特使-格桑坚赞提交给,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份声明。敬爱的主席先生与各位委员们,值此西藏的关键时刻,各位一直以来给予达赖喇嘛尊者,与他的努力寻求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不变与忠诚的支持,谨向欧洲议会献上我的敬意与谢意。并感谢你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召开这次重要的听证会。

   
    在西藏执行非法的戒严
   
    这个听证会的召开,刚好是西藏境内遭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封锁与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时间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可以进入西藏地区;通信线路-如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服务-完全的被切断;还有庞大的安全武装部队存在。政治严打运动,在寺院、工作场所和学校展开,进行着恐吓和胁迫的压制行动。每一天,都有藏人遭到逮捕,并且在审讯和拘留期间,惨遭野蛮殴打与酷刑。非法的戒严,遍及西藏所有地区。在这个非常时刻,西藏境内的西藏子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的军事占领,面临着再次失去家园的痛苦,以及最为严酷镇压的洗礼,宛如文化大革命的重现。
   
    中国错误的西藏政策
    由于,缺乏对于西藏独特文化、历史和认同的了解、欣赏与尊重,造成中国的西藏政策一贯严重的错误,在被占领的西藏里,已容不下真相的余地。使用武力和胁迫的手段,迫使西藏人民在恐惧之下而屈服;地方官员隐瞒事实真相,并伪造事件,只为了取悦北京;致使中国对待西藏,继续以鸵鸟心态回避西藏现实状况。这些政策暴露了其种族丑恶的嘴脸、文化的傲慢,沙文主义和高度政治动荡。当然这种做法,是短视近利和反作用的。
   
    斯特拉斯堡建议
    达赖喇嘛尊者所带领的为西藏自由奋斗,以非暴力的路线,透过谈判寻求双方都能够同意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是本着与中国和解共生的精神而作为。于1988年在斯特拉斯堡议会,为了与中国可以进行谈判,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提出一项正式提案。尊者思考谈判的模式,故建议会谈地点应选择在欧洲议会,目的是为了强调,一个真正的联盟,能够自愿担任有关各方的协调,是能有着令人互重、互利的好处。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欧盟就是如上述的一个明确与鼓舞人心的例子。另一方面,当彼此缺乏互信互利的尊重时,一个国家或社会便会分成两个或更多的实体,而且会使用武力当作手段来制服对方。
   
    中间路线
    这一建言,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斯特拉斯堡建议」,正视整个西藏应成为一个自治与民主的政治实体,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盟。有了这个正式声明,尊者表明,他愿意不寻求独立的西藏。依据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指导原则,是本着和解共生的精神,透过谈判以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法,来解决西藏的问题。本着这精神,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中间路线”办法。中国于1989年3月在西藏,实施戒严法且持续了一年之久。面对着西藏日益恶化的局势,当尊者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后,亦得不到中国任何正面的响应。迫使尊者在1991年,声明「斯特拉斯堡建议」,是完全徒劳无功的。然而,尊者并没有对于致力于以「中间路线」,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任何的怀疑。
   
    同时,在西藏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趋势:大量的中国移民来到西藏,利用西藏作为资本主义的开放经济市场。每年,中国在西藏移入的人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增加,导致西藏人民在自己家园里,经济、政治和社会边缘化。对于文化、宗教与教育领域,以新措施施加限制,更加上有增无减的华人移民大量涌入,让西藏的文明与种族命脉陷入危机。
   
    显然的是,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以透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其根本,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政府想要改造西藏的事实,将使西藏境内的局势是无法逆势而转。我们一些西方朋友称,这是中国”终结”政策,用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
   
    在此情况下,达赖喇嘛尊者想尽办法要与中国政府接触。此外,西藏流亡领导方针,也重新定义了「中间路线」的具体特点。放弃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的部份论点,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的政治现况。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采取果断的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宪框架下,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确保西藏人民能够在取得需本生存的需要,以维护其独特的文化、语言、宗教,明确的身份认同和保护青藏高原珍贵的自然环境。
   
    汉藏对话
    2002年,重新建立与中国领导人直接接触管道。针对对话的进程,西藏流亡政府以我们的方法,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噶厦(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尊者的批准下,在我们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确定为一个正式的管道和单一的议程。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一的行政管理框架内,以单一议程寻求西藏真正或有意义的自治。
   
    我很荣幸地成为,由达赖喇嘛尊者委派,与中国领导人代表进行谈判的特使之一。会同我资深同伴洛迪甲日先生,以及三名西藏高级助理,自2002年以来,我们与中国代表共进行了八轮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议。
   
    特使团的使命具有二项重点:第一,与北京的领导人,重新建立沟通的管道,并为未来定期会谈创造面对面沟通的有利契机。其次,解释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的办法,目的是为了能够使谈判获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共识。纵观我们的接触,我们集中精神和努力,以争取建立信任来消除误解和怀疑。
   
    基于这样的精神,在我们首次访华,并于2002年9月进入拉萨期间,内阁总理噶伦赤巴-颡东仁波切,呼吁西藏流亡社会和我们的国际支持者,避免在我们访问期间举行示威游行,尤其是中国政要去访海外时间里,恳请大家的协助让对话会谈于有建设性的氛围内进行。为了我们有限的可能,西藏流亡政府采取了一些诸如建立信任的措施。
   
    对西藏的看法与建议
    从2002年第一轮会谈开始,我们建议双方采取措施,建立互信互重的关系。我们要求中共领导人作出善意的响应,不要诬陷达赖喇嘛,并解禁尊者法照等物品,因为这是西藏人民心中最为重要的依赖,可以创造其和平安适的环境。我们还建议加深彼此的联系,允许境内外藏人互访,并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学术、文化、宗教机构,学者和专家的交流访问。当然很明显的在会谈之中,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有着重大分歧,甚至包括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应先集中讨论双方的共同利益,并增加合作会议的次数,两次或三次以上。 2005年,我们甚至要求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70大寿之际,允许少数5 – 10名僧人访问西藏各个圣地,为尊者进行长寿法会。
   
    双方之间的差异,对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也有着相当程度的冲击。为了双方对于现实状况能够有共识,所以2007年时我们建议,让我们有机会送进一个研究小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看看实际的情况;我们说明这将有助于双方超越彼此的争论。在2008年西藏和平示威后,以及随后的奥运圣火传递事件,此时是适当且必要向西藏人民与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和明确的信号。所以达赖喇嘛尊者和中共领导人,决心认真的进行讨论所有与西藏有关问题,以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建议2008年7月时,完成第七轮的讨论(联合声明草案)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此外,2002年4月18日当双方开始接触,我们曾写信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说明除了对话之外,我们的任务是实践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面对面的会晤。这样的首脑会晤,是有可能突破现有的僵局,且为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开展新的荣景。因此,在每一轮的会谈,我们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提出请求。达赖喇嘛尊者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能够在2006年访华,进行朝圣之旅。
   
    中国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提案,没有一件是中方接受的,让我们深感失望。中方对于我们建立互信互重的建议,亦不曾有过任何善意的响应;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提案,以致于没有任何的进展。这种单向的会谈自2002年开始以来,中方一直是采取不承认、不对等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承诺、让步和妥协。虽然直至今日,他们仍信口旦旦的说,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一直实行着拖延战术,避免有任何的进展、决议和承诺。中国政体的缺乏政治诚意,清楚地在上一轮,去年11月的会谈中明显的呈现。
   
    去年7月第七轮的谈判中,中方明确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对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给予建议,并强调他们希望听到与了解我们所寻求的自治形态。因此,2008年10月31日,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的《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 我们提出这份备忘录,说明西藏人民对于自治的具体需要,这份备忘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自治细则中的规定而制作。宪法所赋予重要的自由裁量权,以国家机关的决策和运作为准则的自治制度。行使自由裁量权,以促进真正的自治,将可带来西藏独特局势的正面走向。在此基础之上,达赖喇嘛尊者相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西藏人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治。
   
    不幸的是,中方断然拒绝我们《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全文所详述的基本需求。在一项我们所讨论的点上,中国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指出:“即使你们备忘录的标题,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说了多少次了,达赖喇嘛没有权利谈论西藏的情况,或代表西藏人民?“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把我们提出自主权的观点摆在首位,他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测试,看看你们对于中央政府立场和政策有多少的了解与认知。但是你们未能通过测试,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中方拒绝提交备忘录的新闻稿记载)。
   
    中国对西藏问题的立场
    2007年6月29日至7月5日藏中第六轮谈判,中方概述他们的基本立场,如下:
   
    他说:“首先,达赖喇嘛必须承认中央政府的政治主权。接受西藏是中国一直以来不可分割的政治组成部份。与学术性的历史无关,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其次,必须对中央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联,有一个本质上正确的认识。这关联是与达赖喇嘛和他周围极少数人相关,不能有任何讨论超越此范围。西藏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而西藏人民在西藏是快乐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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