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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胡耀邦

   
   
   
    思想的解放必然导致改革开放,而思想的解放首先靠先驱者的勇气和胆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一个人以他伟大的政治远见和智慧,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胡耀邦。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高举起真理标准的旗帜,自上而下地平反了全国性的数百万的冤假错案,始终毫不动摇地推动改革开放,并抵制反民主的逆流,将民主自由视为普世价值。
   

   
    真理标准讨论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还要“世世代代”。如果不是胡耀邦主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那么,“毛及毛泽东思想”就依然是个“神”。连粉碎四人帮的理由之一,都是指控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才恍然大悟:经过检验的真理才是“真理。”毛的偶像在一夜间倒塌。当时,贵州的启蒙社提出:“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帝国主义垂而不死,社会主义优而不越。”公安部准备列为反革命事件,胡耀邦给压下了。还说:“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听一听,青年人为什么会这么想?”
   
    胡与邓第一次出现政治分歧
   
    面对堆积如山的全国性的冤假错案,胡耀邦断然指出:“用两个不管对付两个凡是。”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一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耀邦与陈野萍谈话 ,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耀邦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全国性的冤假错案也在一夜间被质疑,续而被推翻。但是,邓小平不能容忍耀邦全面平反反右的大冤案。当年毛泽东估计全国有5000个右派,而邓小平主持反右后却打出55万个右派分子。邓小平称:右派应该反,只是搞了扩大化。但胡耀邦还是平反了绝大部分右派案子。胡耀邦与邓第一次出现政治分歧。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正式拉开距离
   
    胡耀邦主张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他到贵州考察后提拔了朱厚泽做中宣部长。朱厚泽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活跃气氛,开始探讨异化问题。趁胡耀邦访问日本之机,邓力群通过邓小平在国内突然掀起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搞得全国到处“清污”。首都新闻界的一些记者非常不满。我写了一篇《青年人对‘清污’ 表示不理解》的中国青年报内参,上报中央。文中写道:一些单位开始登记青年人看过什么书,听过什么音乐。有一个青年人填写:只看过毛主席语录,只听过东方红。有一个工厂厂长站在工厂大门口,凡是烫头穿牛崽裤的一律不准进厂上班。等等。被青年人誉为“文化小革命”。后来胡耀邦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其中有:“外国人穿衣服很少,是否也是奇装异服?我们基本上没有奇装异服,应该容忍奇装异服。到下个世纪,我看中国会更开放,会有更多的奇装异服。”后来,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教青年人如何跳舞、烫头、养花、穿着打扮。之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邓丽君家乡访问记》,但遭到中宣部的通报批评:中国青年报擅自宣传邓丽君。但仅一年后,邓丽君的歌声传遍全国。“清污”失败后,邓小平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内部传达胡耀邦称:“这个口号太旧,文革时用过。”邓小平说:“不管文革用过没用过,没有更好的口号可以取代它。”于是,北京知识界又盛传:毛泽东十年动乱,邓小平十年乱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里等人表示不赞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后来,胡耀邦代表中央向新闻界内部宣布:不在使用清污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取消清污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后,胡耀邦的政治理念与邓小平的政治理念正式拉开距离。
   
   
    改革开放“胡赵之治”居首功
   
    邓小平的所谓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毛泽东的“四个始终存在”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阻碍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完全对立的思路。邓小平虽然在经济上容忍了“自由化”和“私有化”,但在政治上和国家体制上完全奉行毛时代的集权,甚至搞出什么“以中央军委主席为核心”的政治笑话来。一个普通党员,居然称自己是“第二代党核心”,还发动了64屠城。这那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人是胡耀邦!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改革家,他与赵紫阳等一道,创造出八十年代辉煌的“胡赵之治”。如今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成果,也是“胡赵之治”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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