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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入里 发人深省--读《三十年后论长短》有感

郭罗基教授的系列论文《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洋洋数万言,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其第九篇《三十年后论短长》,对若干理论问题的阐述尤有独到见解,富于启迪作用。本文拟就内中若干精辟之处略谈体会,同时对于个别提法提出商榷,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文章开头有一段话,回顾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景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人一时之间破思想禁锢,解思想僵化,获得思想大解放。有时,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下子改变了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性思维。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体会到当时思想解放的喜悦。”

   
   这里面提到的“思想解放的喜悦”,我是记忆犹新。突出的有这样一件事:李洪林系列文章的发表。那是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之后,李在《人民日报》连续撰文,题目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每篇长达九千字,占了一个整版。
   
   当时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尚未获“改正”,却已被安排在连队担任代理文化教员,主要任务之一是协助指导员给职工上政治课。记得读了这几篇大块文章之后,那种痛快的感觉,就像岑参的边塞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所写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真是神清气爽,思想豁然开朗。当即在全连大会上宣讲,讲得天花乱坠,振振有词。我不敢说听讲的干部职工都认同,但从外表来看,起码没有打瞌睡的。因为我的确十分卖力,而且理直气壮。
   
   当时身为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此举其实是和邓小平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唱对台戏,因此,第四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未能见报。尽管如此,前三篇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具振聋发聩之效。作为西陲军垦农场一名非正式的干部,我当时的身份与学识自然远低于一众理论工作者,但那种“朝闻道,夕死可以”的感受,大概可以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形容吧。
   
   时光流逝30年,郭文重提当时的情景,不禁使我油然而生上述感慨。
   
   文章将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概括为“十破”,其中,“最重大的成果是破神化领袖的思想禁锢”,其余九项依次是:破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破社会主义固定模式、破计划经济、破“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破蔑视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和反修防修的思想禁锢,可谓深刻全面而具体。这些东西当年或被视为绝对正确,不容怀疑;或被当作神圣不可冒犯,必须恪遵毋违;或被指为大逆不道,必须杜绝;又或被灌输到人们内心深处,蔚成风尚。但犹如窗户纸一般,一经戳破,人们顿感眼前豁亮,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何以这场运动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呢?文章分析其相对而言在历史上具有“三优胜”,即它的进程“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是自下而上兴起的”,并且“为政治斗争增添了合法的色彩”,这都很有见地。
   
   所谓“合乎思想发展规律”指“首先在旧概念中生发新思想”,再由“新思想突破旧概念,抛弃旧概念,创造新概念。”例如,无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两个凡是”,都循局部突破再扩大战果,最终予以否定的途径,而非一开始就打出新旗号。于是较容易冲破阻力,获得认同。
   
   还有“自下而上”,则体现“群众意志和时代要求”,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凭思想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说服人,引导人,从而占领舆论阵地”,那是权势者们无法以行政命令遏制的。
   
   至于这场思想斗争所导致的政治斗争,由邓取代华的地位本属政变,但因先通过辩论,显得合理又合法,开启了和平转移权力的良好先例,避免了毛临终前曾担心交接班时出现的“血雨腥风”。
   
   文章着重分析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及其在“完成自身应有的历史使命方面具有六点缺失。”这是本文最引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是“主题没有抓住根本。”没有“高扬尊重人、爱护人的旗帜”。这使人联想到,60年代前后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改革时的一个插曲。
   
   当年莫斯科电影节提出一个口号,道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受到赫氏高度赞扬的肖洛霍夫创作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后改编为电影,获该届电影节大奖。小说及同名电影以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为题材,其主人公是个孤儿,父母都死于十月革命后的饥荒。他在苏德战争中再度家破人亡,孑然一身。
   作品不再是一味讴歌杀敌立功的英雄的,而是着重刻画人物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反映其内心世界,被称为第三代战争文学的代表。
   
   其后的另一篇小说及同名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讲某边防哨站几位新入伍的女兵,由一名中年男班长率领外出执勤,在大森林中偶遇德军一支隐蔽的小部队,敌兵数倍于己,但她们极力与之周旋,终于赢得了时间,使敌人偷袭的阴谋破产。最后除那名班长外,所有女战士无一生还,她们大多只有18岁。
   
   这类“以人为本”的文艺作品,在文革中被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活命哲学”的样板。实际上,至今大陆未见有可与上述小说与电影相媲美的、强调人文关怀的战争题材作品。文艺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由此亦可见思想解放不彻底性之一斑。
   
   关于这种对“人”的根本态度,在有关劫机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最明显。本来,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以乘客及机组人员的安全为优先考虑。但80年代大陆强调“公”字当头,务求制服歹徒以保护航机,避免国家财产的损失。广州白云机场便曾发生一起特大空难事故,由于机长拒绝劫机者飞往台湾的要求,在机场上空盘旋多时,被歹徒发现,纠缠之后尽管侥幸将其制服,但机长匆匆降落时飞机失控,与跑道上另一架满载乘客的客机相撞,酿成死伤逾百余人的惨剧。这就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荒谬思维造成的恶果。和文革时期知青金训华为保护公社的一根原木而牺牲,都是违反人性的毛式政治思想教育的产物。试问一根原木价值几何?就算一架飞机又价值多少,能顶百十条性命吗?
   
   反之,这种事情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在那里,尊重人、爱护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前不久解放军空军中将刘亚洲向部属作报告时提到一件事:“9.11”事件中有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将要飞去撞五角大楼。有乘客提出与驾驶舱中的劫机者搏斗,以阻止其图谋,但在空中打斗航机势必失事,为此征询全体乘客的意见,获得一致通过才实施。飞机终于没飞到五角大楼就坠毁了。刘亚洲特别欣赏机上乘客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保持的民主理念:尊重每个人的意愿。他认为这是美国“可怕”之处。那当然是出于其身份的说教。但却等于变相承认从毛语录所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纯属徒托空言,维护其极权统治才真正是“第一位”的。
   
   文章继而指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缺失之二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不准确。
   
   “正确的命题应当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真理的标准,也可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为谬误的标准。总之,实践是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标准;真理与谬误,位于实践这一分水岭的两边。简单明了的提法,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蕴涵着相对的命题,实践是谬误的标准。实践的权威,既可以判定真理,也可以判定谬误。”
   
   “以认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确立真理;以真理作为实践检验的对象,发展真理。两个方面合成一个命题: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是确立真理的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标准。”
   
   上面这两段话简练严谨,无懈可击。例如马克思主义,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头头是道,经过当时的实践检验,证明为真理。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美英等国政府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基本矛盾得到缓解,现时根本不存在国内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便失去依据。“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而在北欧国家部分实现。不过,那并非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因为私有制依然在那里屹立不倒。
   
   就中共打天下的历史而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曾经是真理,但那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所无的。等到毛入主中南海,便另是一番光景。“马上得天下,不能于马上治之”。经济建设搞“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如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只能以失败告终。也就是实践证明其为谬误。
   
   那场运动缺失之三,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循环论证”。
   
   文中写道:“邓小平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说了一通,“根本问题”原来不是别的,而是“违反”毛思想。换句话说,之所以要用实践检验理论,是由于此乃“毛主席的教导”!
   
   从上面引述的邓小平的话,可以看到无论是邓本人,还是为他起草讲话的中共理论家,实际上并不懂得真理标准。骨子里他们依然把毛的思想奉为圭臬,等同真理。
   
   也正因为此,“在反对‘两个凡是’时有一种倾向,大量引证什么思想、什么原理的语录,还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这属于老问题。文革中如此,现在并无绝迹,非但“左派”为然。连比较开明的党内民主派,如谢韬、辛灏年等,近年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引经据典证明,那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晚年曾经提出过的。这样的论证方法,等于将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过的话,全都视为真理。表面上他们似乎堵住了“左派”的嘴巴,实质上却把实践标准置于次要地位,与思想解放背道而驰。
   
   思想解放运动缺失之四在于:“规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束缚思想。”
   
   上面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事实均已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什么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或者说,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真理。人为地将一种主义定为神物,不许亵渎,不容质疑,那是无视真理标准,是别有用心的愚民和钳制思想。
   
   然而,“从邓小平、江泽民直到现在,都认为解放思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针对这点,文中痛快淋漓地予以戳穿。作者写道: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解放,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起点只能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范围内,不可越雷池一步?是不是说,思想解放的结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在前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外在的强制。在思考之前预先设定了框框,这是思想束缚,不是思想解放。在后一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了检验思想解放的标准。这是以思想检验思想,不是以实践检验思想。在前后两种情况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没有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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