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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何幸有金、梁

   金、梁者,妙笔生花蜚声国际的金庸、梁羽生也。40多年前梁以“佟硕之”(取“同说之”的谐音)为笔名,撰《金庸梁羽生合论》。笔者不揣浅陋,试作金、梁合议以附骥尾,重在探讨被某些人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何以诞生此二位史无前例的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
   
   概而言之,此乃天时地利人和诸种因素荟萃于外,金、梁本身素质包括学养与勤勉积淀于内,二者相辅相成结出之文化结晶。
   
   

   天时,主要指国际政治大气候平和。
   
   
   如所周知,梁羽生的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于1954年1月17日在香港《新晚报》连载,次年金庸“以《书剑恩仇录》接他《龙虎》的班”(金庸《痛悼梁羽生兄》,见《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9页)。那是韩战刚结束不久,至1983年梁第35部武侠小说《武当一剑》杀青后封笔。而金庸第15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完成于1972年,但自1970年起即以10年时间修改旧作,1980年全部完工。大体上金梁的武侠创作所跨年期相若,算是太平盛世。
   
   
   地利,是其时香港作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内部社会秩序较稳定宽松,比台湾和大陆都更适于文人生存与发展。前者有所谓“戒严时期”,后者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尤以文革登峰造极。即使80年代改革开放,大陆也曾进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武侠小说或被明文取缔,或遭批判打压。反之,香港不仅报刊连载金、梁等新派武侠小说,电影、电视、漫画、连环画亦相继改编,经久不衰。此无异于使两位长于撰写“成年人的童话”的大方家如虎添翼。引号内是1979年华罗庚在英国初唔梁羽生时对武侠小说的评语。
   
   
   人和,包括上司、同事等的支持鼓励,以及读者/粉丝的认受性。金、梁武侠小说源自《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催生。而他们三位所属的《大公报》更堪称杰出人才荟萃的宝库。
   
   
   周恩来尝云:《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这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是众所公认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报两位饮誉国际的名记者萧乾和杨刚,同时也主持过文艺副刊,并在文学史上产生很大影响。
   
   
   罗孚继承了这两位前辈的衣钵,善于抓住机遇,约请梁羽生和金庸撰写武侠小说,真是慧眼识英才,如同伯乐一般为金、梁的崛起开辟道路。如果当日没有罗孚心血来潮的一念,会诞生金、梁吗?倘照外国谚语的说法:“是金子总会闪光。”新派武侠小说大师仍有可能一鸣惊人,但相信时间将会延后若干年吧。
   
   
   可以想见,如果当初金、梁崭露头角之际只有孤身一人,那就会像受伤之前的刘翔,在百米栏赛事中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成绩难免受到影响。正因为两人并驾齐驱你追我赶,创作激情与灵感自然由此大增。再加上一位“亦狂亦侠”的文友兼同事陈凡,继两人的武侠小说处女作《龙虎》和《书剑》之后,以“百剑堂主”为笔名,“接写一部武侠小说,我们三人更续写《三剑楼随笔》,在《大公报》发表”。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也就倍添精彩了。
   
   
   除此之外,读者的认可与捧场也不容忽视。金、梁出道的50年代中叶,香港报纸副刊的读者是什么人呢?就教育程度而言,应是小学毕业以上。其中国文化根底远胜于现在的中三学生。盖因“那是国内龙战玄黄,人才蓬转。。。曾经执教官立大学的现在到了私立小学职位也岌岌可危。。。(故)经常有些‘超值’老师,造福‘众生’,。。。”( 见《香港的人和事》,罗孚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98页)由于“超值”教师的存在,中小学毕业生的中文程度相应提升,无形中使本港市民的阅读与欣赏能力“水涨船高”,这对于艺苑中“乔木”与“好花”的生成,其作用如同鲁迅比喻的“泥土”的形成,而不再是只有“灰尘”了。
   
   
   不过,以上种种,只是金、梁崛起的客观因素。比较起来,其出身经历陶冶而成的学养性格等主观因素更起决定性的作用。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2月6日出生,乃浙江海宁望族子弟。查家于明代即属名门,类乎《红楼梦》所云“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先辈多人饱读诗书而获功名,或精研学问长于著述。 金庸本人40年代曾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后转上海东吴法学院修读国际法课程。前者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但改名后招生面向社会,不一定非得国民党员才能进去。该校设政治、经济、外交和新闻系,别无其他文理科。几个系主任都大有名气,属于全国顶尖级人文学科高等学府。
   
   
   相比之下,梁羽生的家世虽然远不如金庸显赫,但家学渊源之深厚则彼此相近。梁本名陈文统,1924年4月5日生。其父乃广西蒙山县大户人家,在家乡行医济世,同时重视家庭教育。梁“5岁时已懂背诵唐诗三百首。”(《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27页)6岁入小学,从父学习《古文观止》一类文言文。8岁“跟外祖父刘瑞球学做诗词、对联”。14岁“因病停学半年,其间在家读宋词,能背数百首。”(同上)
   
   
   由于梁父广有交游,1944年他得拜著名太平天国史家简又文(1896-1978)为师,并就教于同在当地避难的学者饶宗颐(1917-)。
   
   
   对于前者,梁曾作如下记述:
   
   
   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1943),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香港的人和事》,39页)
   
   
   梁自称“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其中“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 《香港的人和事》,38页)
   
   
   金应熙(1919-1991),毕业于香港大学,被称为陈寅恪的三大弟子之一。25岁时回到广州岭南大学任教,是该校最年轻的讲师。梁称其“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并引述道:据说“1958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同上,47页)
   
   
   梁自言:“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来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诗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同上)
   
   
   对梁羽生而言,更难得的是,他的这位“金师”与之过从甚密。两人有“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同上)梁视之“亦师亦兄亦友”。
   
   
   不过,梁羽生当日有幸晋见“太老师”陈寅恪,却并非源自“金师”,而是由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引见。冼乃梁的“忘年交”,又是陈寅恪的挚友。基于老一辈学人“颇重辈份”,故冼当时只介绍梁是简又文的学生(陈简属同辈),没提及梁上过金的课。
   
   
   冼对并非自己弟子的梁青睐有加,60年代曾在致梁的亲笔信中写道:“(你)赋性忠厚而又坦挚,近世罕见。”(《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25页)
   
   
   由此可见,尽管梁读的是经济系,但在大学期间“谈笑有鸿儒”,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熏陶栽培,较金庸犹有过之。
   
   
   上述师友的切磋固然可视为外因,但他们两位自觉地虚心学习他人之长,借以不断自我增值,丰富本身的学养,这无疑出自内在的因素,反映出一种“见贤思齐”的可贵品格。
   
   
   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到金庸的《痛悼梁羽生兄》一文,文中写道: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副很粗糙的挽联,。。转交梁羽生夫人:(联曰)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落款是)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8页)
   
   
   该文还有一段话:
   
   
   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同上)
   
   
   其实,按年龄讲,金比梁大两个月。但在挽联落款中他并不“自大”。就入行(《大公报》)言,金在梁之前,且是其入职面试的主考。若论出道,则梁的《龙虎斗京华》为早。金称梁“大先辈”,“先”属事实。“自愧不如”却是“自谦”了。
   
   
   但金庸文中最后一节题作《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讲到“撰写小说,拟订回目时常得文统兄指教,而他指教时通常悄悄而言,不想旁人听到。。。现在我公开写出来,好教人知道: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而且金庸欣然受教。”(同上。20页)
   
   
   自古文人相轻,金、梁却惺惺惜惺惺,难能可贵。这是大作家所具的雅量。
   
   
   此处要提一件事: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师和中共都有“杀父之仇”。那是50年代初土改时期的事。不过,80年代当局又都为两人之父平反。于是,他们先后荣归故里。金庸将发还的祖居献给桑梓;梁羽生则成立教育基金,泽被蒙山中学莘莘学子,已有800余名受惠者。投桃报李,该县最近兴建公园纪念他。
   
   
   梁羽生曾自拟一副嵌名对联:侠骨文心云霄一羽,孤怀统览沧海平生。其中嵌有其本名“文统”和笔名“羽生”。世事也真是沧海桑田,变化无常。对金、梁的家世来说,是悲剧变喜剧吧。
   
   
   本文题旨,本在说明金、梁只能“诞生”于香港,“斯固百世之遇也”!无论是两位大师本人,还是他们的恩师挚友,包括简又文、冼玉清、饶宗颐、金应熙以及陈凡等前辈文化人,其学贯中西汪洋恣肆的知识素养,是后代难以企及的。这种文化断层的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一大悲剧。
   
   
   但反过来说,“金、梁有幸处香江”也是引人深思的事实。
   
   
   试想,如果金庸在50年代初北上求职如愿以偿,意外地被中共外交部录用的话,则至迟六年后就会遭整肃沦为右派。之后就算在遣送劳教农场改造期间没有饿死或累死,也难逃文革一劫。同样,梁羽生留在大陆的话,以其父被镇压之故也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信焉!
   
   
   (09-3-19)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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