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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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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成功电话采访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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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鹏举:纯情与色情——读两本爱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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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评余杰《香草山》
·怀想余杰
·秦晋:余杰、王怡访问澳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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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火与冰》再版目录
·《火与冰》再版序言:文字的破冰船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薄酒与丑妻
·父亲的自行车
·那塔,那湖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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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故事
·牵手
·屠杀的血泊
·少年气盛说文章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龙性岂能驯——纪念陈独秀
·玩知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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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人间世
·失落的“五四”
·军训的回忆——他们的世界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叛徒们
·黑色阅读
·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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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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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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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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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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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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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来源:观察

    优伶人格“扩大化”的第三个层面,是从儒林和文苑走向了民间与江湖。

   中古以前,优伶为宫廷和官府所垄断,由于城市文化尚未兴起,市民社会未形成娱乐习惯,也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优伶都是皇家或官家“包养”起来的,是有“单位”的人,是拿公家“铁饭碗”的人。除非出现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他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一蹶不振,原有之梨园与教坊亦无法复原到开元天宝的全盛状况。故而,大量的优伶流落民间,唐诗中有许多关于梨园子弟人生跌宕、岁月蹉跎的咏叹,如杜甫之《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又如王建之《温泉行宫》:“梨园子弟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诗人既是在为优伶哀,也是在为自己哀,没有主人的士大夫,与没有主人的优伶一样可怜。

   中唐以后,脱离宫廷和官府的职业性的优伶团体逐渐开始出现。中唐时期的周季南、周季崇及妻子刘采春以家庭组成的戏班,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民间职业优伶团体。(谭帆《优伶史》)。宋代的优伶班子称为“社会”,光南宋首都临安一地,便有“清音社”、“遏云社”、“鲍老社”等几十个“社会”,最多的有三百多人。明清两代,民间的优伶团体更是大盛,看戏不仅是达官贵人的享受,也是寻常百姓常有的娱乐方式。于是,这些戏剧中蕴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进而形成了一种比儒家伦理更加牢固的“集体无意识”和“国民性”。

   在更为大众化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中,戏曲是最为重要的传播渠道,尤其是对那些不认识字、没有阅读能力、与精英文化隔绝的农民来说,戏曲是他们惟一的获得历史知识和道德训导的渠道。如果说在欧洲,是教堂的生活帮助普通民众完成了最基本的启蒙教育、形成了最初的道德伦理观;那么在中国,是戏曲和说书打开了人们心灵的第一扇窗口。美国学者韩书瑞和罗友枝指出:“戏曲和说书使得文人和农民同样有了了解有关中国过去历史知识的机会,并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尤其是到了明清以后,“戏曲对文化的整合以及加强一种所有人能共享的中国文化的活力贡献最大”。(《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于是,无论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还是疯疯癫癫的济公和尚,无论是独钓寒江雪的姜子牙还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孙悟空还是漂洋过海的“八仙”,无论是千里走单骑的关公还是满门忠义的杨家将,这些亦真亦假的人物及其身上的精神取向,深深地内在化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的道德判断,他们的行事规范,他们的语言风格,都建立在这些戏曲故事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最典型的历史事件就是发生在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在中共的官方史学中仍然被誉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其实,这是一场愚昧对文明的绝望的反扑,它大大地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学者周锡瑞指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之一便是农村的社戏,义和团的精神资源许多都与这些千锤百炼、脍炙人口的戏曲故事有关,“在很多方面,是戏台上的人生剧把与义和团其一有最直接关系的各种民间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里有对保家卫国的讴歌,有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义和拳拳民祈求附体的众神,这些神为秘密宗教和非秘密宗教共同拥戴。当年轻的义和拳民被神附体后,他们就好像确如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开始为正义和荣誉而战。”(《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然而,依靠这些民间戏剧便可以拯救中国吗?

   正是在这些戏曲故事中,保存着一把打开中国人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朝廷上的决策,士大夫的著述,跟中国人真实的精神生活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些堂而皇之的经史子集,在戏曲故事面前都黯然失色。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依靠另外一些“潜规则”或“小传统”支撑的。美国学者柯文认为:“义和团降神附体活动的文化模式和使用的文化语言,无不带有中国民间戏剧的印痕。举行降神附体仪式的拳坛和拳厂一般都选在庙前的空地上,而这个地方正是村民赶集和过节时观看戏剧表演的地方。义和团常请的神有关帝、孙悟空、张飞、赵云、猪八戒等,他们都是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说书人、木偶戏和乡间戏剧的素材主要来自这些小说,中国北方地区的民众都耳熟能详。”(《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国老百姓的伦理道德和世界观都是由这些戏曲故事浸润和打造而成的。

   于是,农民们对自然灾害的怨恨,对贪官污吏的不满,以及对外来的西方文明的猜忌,融汇成一股如同火山岩浆。这股火山岩浆如何寻找突破口呢?于是,一出前所未有的“大戏”上演了——说义和团运动是一出“大戏”,并非对其有所不敬,而且描述其真实情况。义和团既愚昧无知又狡猾无比:说他们愚昧,是因为许多参与者确实是抱着唱戏、当主角的心态参与其中的,他们要是知道法术不管用,他们才不会去送死呢;说他们狡猾,是因为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这点聪明当然是从戏曲中学来的——“忠于朝廷”、“忠于皇上”是经过时代的淘洗之后保存下来的绝大多数剧目共同的“中心思想”。于是,朝廷中最邪恶的那股势力遂与之合流,一起向万国宣战,最终生灵涂炭、丧权辱国。然而,直到今天,教科书上仍然将其赞美得像一朵鲜花似的。对此,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分析说:“义和团民众所体现的,就是传统中国的人伦价值、宗教文化的秩序、天下的人伦秩序。尽管运动存在着野蛮粗野令人不忍目睹的一面,但却堪称彰显了中国的‘民族魂’,因此可以成为爱国主义的永久神话,同时该运动也是汉族民众文化的陈列馆。”(《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在“大国崛起”的虚火之中,义和团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优伶的时代也还没有过去。

   从晚唐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晚清狄葆贤的“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我们的梦还没有醒。在近年来流行的各种古装电视连续剧中,无论是号称世界上最长的电视连续剧的《康熙微服私访纪》,还是一度让青少年如醉如痴的《还珠格格》,以及《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快嘴李翠莲》、《神医喜来乐》、《杨门女将》等等,其人物设置和情节进展都有惊人的雷同之处。一般都有既对立又互相需要的三方:一方是威而有慈的、充当最高仲裁者的皇帝,一方是智慧幽默的优伶式的官员或皇亲国戚(如纪晓岚、还珠格格、八贤王),还有一方则是阴险狡诈而腐败贪婪的奸臣(如和珅、潘仁美)。优伶总是能够尽情地捉弄奸臣,优伶总是能够得到皇帝的支持,其结局全都是大快人心的“大团圆”。于是,观众便享受了一场妥贴的精神按摩。

   电视与网络的普及,使得“优伶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民作秀”的时代——“我秀故我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宣言。在影视屏幕上是“群丑乱舞”,民间则充斥着各种各样黄色的政治笑话。从“我就嫖娼,我就吸毒”的小说家王朔到“要狠狠地作秀”的戏剧策划人张广天,从“含泪劝说灾区父老”的“传媒学者”余秋雨到“歪讲论语”的“学术超女”于丹,从芙蓉姐姐到宋祖德,以及一北一南两大“怪胎”——“词坛怪才”张俊以和“影视巨鳄”邓建国,不论才华之多寡、学历之高低、地位之尊卑,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作秀之高手,“优伶中的优伶”。在这样“思想解放”的时刻,就连企业家们也认识到了“作秀是第一生产力”。于是,牟其中宣称要炸掉珠穆朗玛峰,张朝阳穿着宇航服走上街头,杨斌被任命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的“特首”,吴征顶着“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帽四处张扬……真个是:“全民大作秀,全民大发财。”

   如果要选择一个代表今天中国的时代精神的人物,这个人物只能是被“文化大师”余秋雨册封为“艺术大师”的赵本山。谁能比赵本山更有代表性呢?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便没有春节,而没有春节便没有幸福可言。春晚既然如此重要,赵本山就更重要了,可以说没有赵本山便没有春晚——没有赵本山的春晚,就如同没有赵子龙的长坂坡,没有诸葛亮的草船,那还有什么戏唱呢?当赵本山的节目没有通过审查的消息传开后,多少人为之魂牵梦绕啊!十年以来,如果没有赵本山,过年也没了味道。赵本山将以“性”为噱头的东北民间文化“二人转”提升到央视春晚“主打节目”的高度上,实在是功不可没,说一个人振兴了一种地域文化亦不过誉。他的笑料个个都说到同胞们的心坎上,他知道中国人有多么卑贱,就像挠痒一样,只有他才能挠到那个真痒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村长可以嘲弄,但县长不能嘲弄;“超生游击队”违反国家政策,而警察叔叔永远鞠躬尽瘁;美帝国主义是夕阳西下的纸老虎,而中华帝国是冉冉升起的朝阳……谁说赵本山的小品只是逗乐呢?只懂得逗乐的郭德刚就上不了央视、上不了春晚,因为你没有人家那么会“讲政治”。

   不是赵本山引导中国人民的娱乐方向,而是中国人民的审美趣味孕育出赵本山这样的“天才”。我不知道后人会如何看待以赵本山为表征的、这个时代“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但我知道他是“优伶中国”在“丑角时代”的集大成者。他的“小品”是对中央政策的最为通俗化的阐释,永远都是“政治正确”的;被他嘲弄的人物,永远都是农民、农民工、残疾人和乞丐等没有话语权的、社会底层人物——而他本人早已从农民的身份“脱胎换骨”了,他既当过人大代表,也当过政协委员。正如当年的大观园里需要疯言疯语、打打闹闹的刘姥姥,今天的人肉宴席上也需要苦中作乐、雅俗共赏的“赵公公”——大部分中国人都变得没心没肺了,所以都能从赵本山对比自己更底层的人的嘲弄中获得快感和安慰。赵本山并非看上去的那么憨厚,他比观众聪明得多,他知道如何一边“颂君”、一边“愚民”。赵本山没有成为妙语连珠的“东方朔”——他没有那样的文化修养;他却成了大小通吃的“韦小宝”——他有那种来自底层的油滑与卑贱。

   赵本山的后继者还会层出不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只能是“优伶当家”。如果“韦小宝”们依然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那么“鲁迅”们便无法摆脱被凌辱和被嘲弄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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