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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来源:观察

    当官场“优伶化”之后,士大夫即“儒林”也迅速“优伶化”,《儒林传》、《文苑传》与《伶官传》可以参照阅读。官员本身就是士大夫当中“脱颖而出”的一部分精英,官员的人格形态必将启示和引导那些即将走上仕途的读书人。

   中国的“士人传统”与“优伶传统”一开始就同源同质、纠缠不清。儒家的老祖宗孔子曾经败在优伶的手下。孔子本来将在祖国鲁国有一番大作为,邻国齐国害怕了,遂设计了一出离间计,而优伶正是这出离间计的主角。《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看到此种“邦无道”的情形,孔子不得不背井离乡,并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幸运的是,孔子也找到了一个机会赢得了一局。据《谷梁传》记载:“颊谷之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王国维考证说:“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乐记》称优侏儒。颊谷之会,孔子所诛者,《谷梁传》谓之优,而《孔子家语》、何休《公羊解诂》,均谓之侏儒。”由此可见,孔子斩杀起优伶来,是毫不留情的。因为这是意识形态之争,亦是权力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孔老夫子人格构成中,亦投射下了挥之不去的优伶的阴影。当孔子像丧家之犬一样在列国之间周游的时候,其人生目标不就是成为“帝王师”吗?而他梦寐以求的“帝王师”的角色,在他生前没有实现,在身后却实现了——他成了被帝王利用的一个道具。在北京国子监的大成殿里,有康熙亲自题写的“万世师表”的匾额。然而,在帝王的眼里,“老师”跟优伶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孔子孜孜以求的身份,居然是他最为不齿的优伶的身份。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两千多年来一直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的尴尬。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专制制度就是它那深深的树根,而优伶人格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一颗苦涩的果子。中国没有一个代代相传的贵族阶层,其官僚不是通过世袭而产生;中国没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其官员也非通过选举产生。于是,中国便诞生了一个庞大而完备的科举制度,它导致历代文人的读书写作,目的都是将自己“卖”给“帝王家”。在这个“家天下”的险恶环境下,士人阶层如同帝王家中的奴仆,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士人的荣华富贵全都依赖于帝王的赐予,哪能不以帝王之是非为自己之是非、以帝王之好恶为自己之好恶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人是优伶的同类和兄弟,文人一点也不比优伶高贵。优伶没有独立人格的原因是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经济独立的机会,他们只能寄生于宫廷和官场,“一主一奴,泾渭分明。帝王的感情世界和行为方式远非俳优所能支配或左右,帝王的喜怒哀愁丝毫无需顾及俳优的颜面,而俳优也难以触摸帝王的思想脉络,他们不过是侍立、供奉低洼管理眼前的匹夫、小人、奴才、贱伎,茫然无助地飘浮在宠幸与惩罚的边缘”。(闵定庆《俳优人格》)而伴君如伴虎,优伶既没有人身自由,也缺乏安全保障,只能唱一天戏算一天了,“俳优的命运操纵在他者的手中。俳优惨遭帝王惩罚的案例不可胜数,杖责、鞭挞、鲸字、放逐、凿齿、捺头水底,甚至射杀、腰斩、烹煮,历史的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令人毛骨悚然。”(闵定庆《俳优人格》)而士大夫的处境又能好多少呢?无论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儒林”,还是专司文学艺术的“文苑”,专制帝王都是“倡优蓄之”罢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当代的“反右”和“文革”,中国文人的悲惨遭遇与优伶极其相似。他们是无根之萍,只能如履薄冰,并屈尊向优伶学习“生存之道”。

   所谓的“生存之道”,也就是如何让自己处于“麻痹”的状态。汉武帝一朝是文人集团与优伶集团产生最大交集的时代。比如,东方朔这样的“滑稽”人物,既是著名的文士,又是典型的优伶。东方朔在临终时给儿子留下遗言说:“明者处世,莫尚于中;悠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累群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自我糟蹋式的“缩头乌龟”理论:我都不把自己当人看了,对奴才皇上您总要手下留情吧?

   像东方朔这样的人物,在武帝一朝数不胜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文学之士中汉武帝左右者甚重,先有严助……又有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而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尤见亲幸。相如文最高,然常称疾避事,朔、皋持论不根,见遇如同俳优。”岂止汉武一朝,此后历朝历代直至今日,“东方朔”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再伟大的帝王,如果身边没有一个“东方朔”陪衬,未免会逊色许多吧。如今,东方朔又在电视屏幕上疯疯癫癫、蹦蹦跳跳了。中国人满足于总结和继承此类了不起的生存智慧——作家王蒙便津津乐道于种种曲学阿世之“人生哲学”。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离东方朔的那个时代有多远呢?某些“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有不少精英人士“先富起来”了,他们住洋房、开洋车,但他们仍然是“假洋鬼子”,血管里流的还是东方朔的血液。

   皇帝本人从来没有将士人看得高于优伶,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他个人一厢情愿的妄想罢了。《清代外史》记载,乾隆皇帝“挟其威权,叱辱群臣如奴隶”,“故六十年间,能不受侮辱者唯刘统勋一人耳。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芥,摧残士气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不久乃谪戍远边。”中国的士大夫从来就没有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乱世之中,当然是求为天平犬而不得;盛世却只是皇上的盛世,而非士子的盛世。如果遇到强势的皇帝和辉煌的盛世,则只需要“帮闲”而不需要“帮忙”,士大夫必须谨守“帮闲”之界限,而不能有“帮忙”的“非分之想”。对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谈》)可惜纪晓岚、尹会一之流,聪明一世糊涂一世,错把“帮闲”作“帮忙”,马屁拍到马腿上,便只能招来主子的痛骂和训斥,真是自作自受。

   所以,优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当优伶需要莎士比亚所说的“生活的智慧”以及“审时度势”的本领。无论在宫廷还是在官场,谁最后能生存下来,关键就看谁最能忍受侮辱、谁最能放弃尊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所轻也。”士大夫总是喜欢美化自身的处境、提高自身之地位。其实,无论是飘飘欲仙的李白,还是“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无论是号称要“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是纵情于酒色之中的韩熙载;无论是牢骚满腹要断肠的柳亚子,还是被周恩来称作“文化班头”的郭沫若……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儒生们,从来都没有超越过与优伶同等的卑贱地位——那些象征性的“尊贵”并不能改变此一耻辱的事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的纪晓岚,写过一副戏台长联:

   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只耍手,其余拜将封候,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

   四书白、六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会唱几句乱弹,此外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食闹莲花。

   “不过摇旗呐喊称奴婢”、“沿街乞食闹莲花”不正是纪晓岚自己顾影自怜的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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