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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痛的边缘》跋:为了痛,更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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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
·谭嗣同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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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的“母与子”
·莫把生活当相声
·傻子的自由
·未还的孽债
·物业管政府
·新的总是锐利的
·咫尺天涯
·最后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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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香草山》(修订版)代序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后记: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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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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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来源:观察

    优伶及其形成的文化,并没有被禁锢于宫廷之中,它是一种处于“运动”状态的、不断扩展的文化取向和人格模式。当优伶从内廷走向朝堂的时候,“优伶人格”首先便渗透到朝廷和官场之中。

   在中国,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潜规则”——说谎者、骗子无赖们,永远活得比“醒了之后却无路可走”的先知更加快乐。道光朝,大臣曹振镛担任首辅。曹氏一身历任要津,以恭谨为宗旨,厌恶后生躁妄之风。门生后辈有担任御史监察之类职务的,前去拜见老师时,他便告诫说:“毋多言,豪意兴。”曹氏晚年恩礼益隆,身名俱泰。有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个中原因,曹氏概括说:“没有别的原因,多磕头,少开口罢了。”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感叹说:“道光、咸丰之后,仕途波靡,风骨消沉,滥觞于此。”位极人臣的曹振镛顺应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做戏”的原则,所以官才能做得大,位子才能保得久。既能获得皇帝之信任,又能获得同僚之尊重。“多磕头、少开口”,堪称官场的“六字箴言”。谁能将这“六字箴言”运用到“厚黑无形”(李宗吾《厚黑学》)之地步,谁就能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在金碧辉煌的朝廷和道貌岸然的官场,那些三跪九叩的大臣和奴才,早已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而是带着面具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优伶。

   晚清政局之败坏,无论在优伶之戏场还是官僚之官场上,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晚清著名的维新人士、《时务报》主办者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感叹说:“二十年前,余至京,谓人曰,京师之事,可二言蔽之,曰:‘游戏做官,认真做戏。’不料逾二十年,尚如是,甚至做戏者又做官,做官者又做戏也。”汪氏独具只眼,敏锐地发现了官场“做官”与“做戏”之间奇妙的共同性。他还讲述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小故事:

   尝见法国画报上一红顶花翎之大员,高坐堂皇,手携鬼脸二具;下有小官朝服跪拜,两手高拱,献元宝两锭。报下书:“小官云:‘请大人赏脸。’大官云:‘好极。适才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个标致的,我欲与姨太太借光;这个恶狰狞可怕的,即赏与尔,尔出去办事,尤体面得很。’”嗟夫!官场傀儡,当局者暮夜苞直,以见鬼蜮伎俩传为衣钵,而与国之旁观者早已窥见肺肝,宜乎甲午一败而庚子再败也。

   对于这个故事中官员赏赐给下属的“日本鬼脸”的来历,汪康年有一番考证:“鬼脸之制,日本为最。东京某日町业此者比邻而居,约数十百家,睁目张牙,鬼头鬼脑,种种幻想,五色烂斑,莫可穷诘。”其实,汪氏不是要写日本鬼脸,而是要写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他要讽刺和批判的,并非此种“看得见”的“鬼脸”,而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鬼蜮伎俩”和“优伶传统”。在那山崩地裂的前夕,汪康年已然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非军舰数量少、士兵战斗力弱、军官指挥不力等外部原因,其根源乃是“官场傀儡”和“鬼蜮伎俩”,也就是根深蒂固的“瞒与骗”(鲁迅语)的文化特性与政治痼疾。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之《做官与演戏》条记载:乾隆朝之江西巡抚国泰,与藩司于某,同演《长生殿》,国饰玉环,于饰明皇。于想到自己是下属的身份,不敢尽情发挥。国泰便郑重地责备他说:“在官言官,在戏如戏。苟非应有尽有,则戏之精神不出。”其实,官场亦如戏场,如果没有唱戏的功夫与精神,官也做不好。况周颐《眉庐丛话》之《戏提调》一则记载:光绪朝,江西巡抚德馨酷嗜声剧,优伶负盛名者,虽远道必罗致之。新建县令汪以诚专门负责安排衙门里的演出事务,即民间所说的“戏提调”。江西人写了一幅对联讽刺说:“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夕永朝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销魂。”横批曰:“汪洋欲海”。联中之“四九旦”、“双麟双凤”皆是当时名角的名字。此联还巧妙地将汪以诚的名字镶嵌其中。汪以诚仅仅是官场中的一个小小“戏提调”,他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也在操劳着类似的“国家大事”。巡抚有巡抚的舞台,总督有总督的舞台。由此推之,皇帝不也是一个“总戏提调”吗?

   从晚清到民国,政坛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无论是太后、皇帝、亲王、督抚,还是总统、总理、部长、督军,都疯狂地热爱包括京剧在内的各种戏剧,并且与诸多名角保持密切而暧昧的私人关系。说他们“附庸风雅”或者“热爱国学”,并不足以解释此种现象。我认为,深层的原因在于:那些官僚们发现,优伶是一群跟他们本人最相似的人,“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优伶从来不把他们歌咏的那些忠诚义士的故事当真,而官僚们自诩的“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事业又何尝不是在演戏呢?在这个意义上,一出出戏曲为官僚们提供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启蒙”,他们无须读书,仅仅通过看戏便可以“聪明绝顶”了。

   晚清军机大臣刚毅,是一个连字也认识不了几个的满人,却深受慈禧的宠爱。刚毅辈疯狂排外,是酿成义和团大乱的罪魁祸首。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纪载,刚毅奉命到江南搜刮财产回来,慈禧令他密保将才,刚毅奏曰:“江南武员唯有杨金龙,可称古之名将。”后问:“能比何人?”刚答:“可比古人黄天霸。”后为莞然,反称刚率直不欺。后来,杨金龙升任讲述提督,朝廷对万国宣战的诏书发布之后,他命令驻扎在吴淞的水师攻击列国兵舰、商船,险些破坏“东南互保”,让南方亦生灵涂炭。刚毅将杨金龙比作黄天霸,显然是从戏曲中得到的知识,而慈禧太后也喜欢戏曲而少读诗书,两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是从戏曲中来的,故而能够迅速“对接”。可见,中国的军国大政亦由戏曲故事在背后主导之。

   天忏生之《复辟之黑幕》记载了张勋复辟期间的若干闹剧般的细节。张勋最喜戏剧,在徐州的时候,每逢宴客,当酒酣耳热之际,兴致勃发,常常在红地毯上,亲自扮演《空城计》、《四郎探母》、《碰碑》、《逼宫》诸戏,自命为小叫天第二。这样时间长了成了习惯,凡语言动作,皆含有戏剧化之意味。此次入京谒见伪帝宣统,其跪拜奏对,一如剧家之态度,无毫发差异。溥仪赐勋旁坐。勋即操戏白对曰:“万岁在上安有老臣座位。”而张勋身边的秘书侍卫皆是如此。当张勋入宫逼迫小皇帝登基,而瑾太妃等人反对,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勋的心腹参谋万绳栻趋前相劝,出口成章,编成七字韵语,似说似唱曰:“我劝太妃休吃惊,细听微臣说分明。臣等今天请复辟,上承天命下归心。张康二臣非小可,他是文武两圣人。文武两圣来护驾,天下指日可太平。”相传万氏系优伶出身,所以能够在匆促之间,脱口而自然成文也。张勋酷爱戏曲,使用一个优伶出身人当参谋长,也在情理之中。

   张勋复辟之后,规划未来的政局,忙得不可开交,却忘不了“优伶承值”的方案。他对瑾太妃说:如今圣清日月重光,事事当恪遵祖训,即如宫中演剧,来讴歌圣德,雅颂承平之盛举,老臣愚见,此后当更扩充而长大之。瑾妃问他说,有什么具体的扩充办法?张勋回答说,拟定坤角入值,男伶班头,以梅兰芳充之;女伶班头,则请以爱妾王克琴入选,而使刘喜奎为副。如此搞笑的复辟,哪有失败的道理呢?张勋全部的知识和经验,都来自于戏剧和演义小说,“自古文武今时见,历代君王自此知”,影响他的并不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大传统”,而是“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的“小传统”。张勋如是,十有八九的中国人亦如是。所以,中国的官场与戏场一直是平行发展的。

   近代以来,中国之政治,体制有变异,架构有调整,但其内在的“优伶精神”却一脉相承。由大清而北洋,由国民党而共产党,挂的羊头变了,卖的狗肉却没有变。从晚清以李宝嘉之《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中,从今天以李佩甫之《羊的门》和王跃文之《国画》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一个几乎“同质”的官场,一个高度“优伶化”的官场。在中国官僚的人格构成和文化资源中,“优伶”与“儒家”和“法家”三足鼎立,更加隐蔽,却如影随形。从吕不韦到诸葛亮,从魏征到司马光,从张居正到曾国藩,这些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人物,几乎都是身兼三者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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