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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賤”則無敵,并非談“高低貴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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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头马车时代》前言

《三头马车时代》目录和序(高皋 著)


(2009-3明镜出版社出版)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鄧小平絕地反擊


   第一節 翻過歷史的一頁
   第二節 繼續個人迷信
   第三節 公開「四人幫」結局
   第四節 祭起「神」權的牌位
   第五節 融向堅冰
   第六節 非議華國鋒
   第七節 呼喚鄧小平
   第八節 圍繞「兩個凡是」的鬥爭
   第九節 鄧小平復出
   第十節 真理標準討論
   第十一節 平反「天安門事件」
   第十二節 借重胡耀邦
   第十三節 重建經濟理論
   第十四節 偷嘗包產到戶的「禁果」
   第十五節 重整科技教育
   第十六節 打開歷史冤獄之門
   第十七節 樹起閃光的民主牆
   第十八節 鄧小平政壇作秀
   第十九節 元老派大獲全勝
   第二十節 民主牆風帆高揚
   第二十一節 務虛會掀起巨浪
   第二十二節 鄧小平過河拆橋
   第二十三節 自由化尋隙進擊
   第二十四節 藝文界勵精圖治
   第二十五節 逼退「洋躍進」
   第二十六節 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
   第二十七節 華國鋒敗北
   第二十八節 鄧小平稱大
   
   

第二章 胡耀邦披荊斬棘


   第一節 自由化步履維艱
   第二節 《苦戀》風波
   第三節 文明路上一波三折
   第四節 從重從快懲處罪犯
   第五節 清理精神污染
   第六節 人道主義再出發
   第七節 經濟改革繼續走
   第八節 拓展外向型經貿
   第九節 推進全面經改
   第十節 急進的代價
   第十一節 借反日發洩積怨
   第十二節 亡羊補牢救改革
   第十三節 寬鬆•寬厚•寬容
   第十四節 胡耀邦無心鑄禍
   第十五節 「八六學潮」 埋下禍根
   第十六節 元老連袂倒胡
   第十七節 胡耀邦黯然辭職
   第十八節 討伐自由化
   

第三章 趙紫陽繼往開來


   第一節 趙紫陽巧撥玄機
   第二節 「左」將不甘示弱
   第三節 趙紫陽巧妙回擊
   第四節 自由化的陷阱
   第五節 趙紫陽繼續肅左
   第六節 政治改革的早期嘗試
   第七節 規劃政改藍圖
   第八節 開明與僵化的較量
   第九節 初級階段論
   第十節 流動謀生
   第十一節 屢禁不止的黃賭毒
   第十二節 撼動傳統意識
   第十三節 蛇口風波
   第十四節 闖不過的物價關
   第十五節 理論界左右対壘
   第十六節 新權威主義論戰
   第十七節 躁動的人心
   第十八節 萬眾一心悼耀邦
   第十九節 警民衝突新華門
   第二十節 最後一程送耀邦
   第二十一節 官民矛盾激化
   第二十二節 趙紫陽力排眾議
   第二十三節 「五•一三」绝食
   第二十四節 實施戒嚴
   第二十五節 「六四」这一天
   第二十六節 趙紫陽勇敢承擔
   
   附:「三頭馬車」的歷史考察(嚴家祺)
   

前 言


   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經歷三次大轉變。
   第一次大轉變開始於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有數千年歷史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第二次大轉變發生在1949年共產黨革命成功後,中國贏得了獨立自主,出現了數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全面的公有化、高度的計劃經濟、空前的個人崇拜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個激情與理想、狂熱與盲從、浮誇與迷信、痛苦與災難交織的時代。最終把中國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文化革命」的慘痛教訓,迫使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第三次大轉變是擺脫「公有制時代」。「文化革命」後,中國走上了私有化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突變,迫使中國放棄了公有制和共產黨人的傳統理想,大大加速了私有化的歷史進程,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的結合,造就中國經濟迅速崛起。
   筆者旅居巴黎期間,對導致第三次大轉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資料進行梳理和研究,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寫作出版了記述1976--1989年這一時段「自由化潮流」的《後文革史》。包含著筆者親聞親見親歷,浸透著筆者對時代的感受。
   如今,那個時代叱吒風雲的代表人物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相繼離開人世。隨著時間的流淌,公開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人們對愈來愈遠離的歷史的認識也愈來愈清楚。對《後文革史》實在有修訂的必要。筆者反復斟酌,壓縮精簡補遺,把原來的三卷本修訂為一本書。
   全書以「自然歷史觀」和「普遍人性論」為著墨點,勾勒出中國第三次大轉變前夕十餘年間的歷史的特質。作為一種見證,呈給讀者。
   高皋 2009.1.16 紐約
   

书末附:「三頭馬車」的歷史考察


(嚴家祺,寫於2009-2-21)


中國的「前三頭」和「後三頭」


   在1949年後中國歷史上,「文化大革命」前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是多頭共治的政治。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是「前三頭」,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是「後三頭」。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大大削弱,毛澤東成了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主宰者。八十年代末,鄧胡趙「三頭馬車」的崩解,使鄧小平成了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主宰者。
    「三頭馬車」時代,中國的最高權力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或加上政治老人共同掌握的,這是一種「多頭政治」或「寡頭政治」。 「多頭政治」往往有三人的權力比較突出,形成「三頭馬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葉劍英、陳雲、李先念、薄一波、楊尚昆、王震都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胡耀邦、趙紫陽的上臺和下臺、江澤民內定為新總書記人選,政治老人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十年代,鄧小平保持最高權力,主要依靠四個因素:一是他擔任「軍委主席」的權力;二是胡耀邦、趙紫陽任職來源於他的提名和支持;三是「改革開放」政策符合「文化革命」後中國變革的需要;四是他在左派勢力和自由化勢力之間玩弄“政治平衡」。鄧小平的「兩手政策」是,當左派勢力抬頭時,舉起「改革開放」的旗幟抑制左派勢力;當自由化勢力擴張時,揮舞「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棒打擊自由化知識份子和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對「自由化」寬容的政治力量。
   

「三頭馬車」崩解的後果


   「六四」鎮壓和趙紫陽下臺,「三頭馬車」崩解。「六四」鎮壓,引起了中國國內的強烈抗議和抵制,也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除了趙紫陽外,胡啟立、萬里和很多領導人,包括張愛萍等將領都不贊成戒嚴和動用軍隊鎮壓。就是贊成戒嚴的人,许多人都不贊同用坦克和機槍清場。在這種情況下,收拾「六四」後中國政治的「殘局」就落到了鄧小平一人身上。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決心從根本上拋棄「共產主義——公有制」的理念和制度。1992年鄧小平「南巡」,誓言繼續「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大規模私有化的道路。九十年代初期,鄧小平成了中國真正的「太上皇」。
   「六四”鎮壓的影響,加速了蘇聯東歐的變化。在全世界輿論譴責用暴力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的面前,東德軍隊不敢射殺向「西柏林」的「逃亡者」,在「六四」後不到半年,1989年11月9日,逃往西德的人群終於衝破了「柏林牆」。 「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二十世紀「馬克思列寧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終結。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自覺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可以說,沒有1989年的「六四」,就沒有中國的「資本主義化」,也沒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大發展和資本主義早期弊端的惡性爆發。對外開放、「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今天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並不是歐美、港臺式的資本主義,而是備受馬克思譴責的18、19世紀的資本主義。
   在電腦聯網的今天,資本能夠以光速在全世界流動。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國已經逐步捲入到全球性金融變幻之中。資本只有一個本性,總是向著報酬率高的地方流動,當資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國時,中國將呈現一片繁榮景象。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出現危機、銀行呆帳日益擴展、經濟泡沫日益顯露時,外資就會如同潮水般地撤離。如果說,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和閉關自守能使中國孤立于資本主義世界的話,那麼,加入WTO後的中國就難逃資本主義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的規律。
   

世界歷史上的「三頭政治」


   「三頭馬車」政治,並不是普遍現象,這是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現象,這是一種在「共和」名義下的「寡頭政治」。在古代羅馬共和國後期,形成過兩次「三頭政治」。凱撒、龐培、克拉蘇斯是「前三頭」,安敦尼、雷必達和屋大維為「後三頭」。古羅馬「三頭政治」最終導致羅馬共和國消亡和羅馬帝國興起,屋大維在擊敗另二頭後成了羅馬帝國的元首、奧古斯都——披著共和制外衣的皇帝。
   在二十世紀的蘇聯,列寧去世後,形成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多頭共治」的政治,當斯大林粉碎了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進行了「大清洗」後,形成了斯大林一人獨裁的局面。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的最高權力也為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莫洛托夫、赫魯晓夫等人共同掌握,當粉碎了「反黨集團」、排除了異己後,赫魯晓夫就獨攬了大權。
   

「六四悲劇」的制度根源


   國家權力可以劃分為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在這些權力中,立法權可以為一個團體(如議會,或元老會議)掌握,而國家的最高行政權需要集中統一,就像一輛車只能由一人駕駛一樣。「兩頭政治」或「多頭政治」都不能保持長期的政治穩定。在民主政治下,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為不同機構掌握,最高行政權包括武裝部隊的統帥權。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1982年中國憲法雖然規定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任期的「限任制」(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由於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政府首腦)並不掌握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權。這樣的體制不僅包藏著權力衝突的制度因素,而且,使首腦人物的「限任制」不能從根本上發揮權力制約的作用。1989年的「六四悲劇」可以在這裏找到制度上的原因。
   

「社會公正」源於國家有「正義」的標準


   鴉片戰爭後,中國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由於中國數千年帝制傳統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後,這種帝制還以「一黨專政」的面目出現。唐宋元明清的「家天下」變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天下」。
   中國的崛起,需要從根本上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這就是要有(1)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統一;(2)要建立保障國家長期穩定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包括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掌握武裝部隊的統率權,並實行「限任制」);(3)要厲行法治,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3)要有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抑制「兩極分化」的社會公正機制。
   今天的中國,許多混亂來源於在全國範圍內沒有正義標準,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並不存在「暴亂」。連這樣影響到「最高權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閉著眼睛,不問是非,硬說發生了「暴亂」,那全國的貪污腐敗、假冒偽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嗎?只有象1979年那樣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恢復正義,才能在全中國確立「正義」的標準。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天安門事件」翻案後才得以推進的。只有有了「正義」的標準,人心順,道德行為才能廣泛傳播,社會公正才能確立起來。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地推進民主政治的建設,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社會公正三者結合起來,中國才能從根本上減弱和消除地區和民族分離主義因素,兩岸才能實現和平統一,二十一世紀中國才能建設成為富強、民主、統一、文明的國家,這正是鴉片戰爭以來億萬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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