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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

   
严家祺:“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

「三頭馬車」的歷史考察


严家祺


   (刊《多维时报》2009.3.20, 高皋《三头马车时代》一书附录,明镜出版社2009-3出版)

中國的「前三頭」和「後三頭」


   在1949年後中國歷史上,「文化大革命」前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是多頭共治的政治。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是「前三頭」,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是「後三頭」。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大大削弱,毛澤東成了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主宰者。八十年代末,鄧胡趙「三頭馬車」的崩解,使鄧小平成了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主宰者。
    「三頭馬車」時代,中國的最高權力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或加上政治老人共同掌握的,這是一種「多頭政治」或「寡頭政治」。 「多頭政治」往往有三人的權力比較突出,形成「三頭馬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葉劍英、陳雲、李先念、薄一波、楊尚昆、王震都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胡耀邦、趙紫陽的上臺和下臺、江澤民內定為新總書記人選,政治老人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十年代,鄧小平保持最高權力,主要依靠四個因素:一是他擔任「軍委主席」的權力;二是胡耀邦、趙紫陽任職來源於他的提名和支持;三是「改革開放」政策符合「文化革命」後中國變革的需要;四是他在左派勢力和自由化勢力之間玩弄“政治平衡」。鄧小平的「兩手政策」是,當左派勢力抬頭時,舉起「改革開放」的旗幟抑制左派勢力;當自由化勢力擴張時,揮舞「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棒打擊自由化知識份子和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對「自由化」寬容的政治力量。
   

「三頭馬車」崩解的後果


   「六四」鎮壓和趙紫陽下臺,「三頭馬車」崩解。「六四」鎮壓,引起了中國國內的強烈抗議和抵制,也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除了趙紫陽外,胡啟立、萬里和很多領導人,包括張愛萍等將領都不贊成戒嚴和動用軍隊鎮壓。就是贊成戒嚴的人,许多人都不贊同用坦克和機槍清場。在這種情況下,收拾「六四」後中國政治的「殘局」就落到了鄧小平一人身上。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決心從根本上拋棄「共產主義——公有制」的理念和制度。1992年鄧小平「南巡」,誓言繼續「改革開放」,使中國走大規模私有化的道路。九十年代初期,鄧小平成了中國真正的「太上皇」。
   「六四”鎮壓的影響,加速了蘇聯東歐的變化。在全世界輿論譴責用暴力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的面前,東德軍隊不敢射殺向「西柏林」的「逃亡者」,在「六四」後不到半年,1989年11月9日,逃往西德的人群終於衝破了「柏林牆」。 「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二十世紀「馬克思列寧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終結。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自覺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可以說,沒有1989年的「六四」,就沒有中國的「資本主義化」,也沒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大發展和資本主義早期弊端的惡性爆發。對外開放、「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今天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並不是歐美、港臺式的資本主義,而是備受馬克思譴責的18、19世紀的資本主義。
   在電腦聯網的今天,資本能夠以光速在全世界流動。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特別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國已經逐步捲入到全球性金融變幻之中。資本只有一個本性,總是向著報酬率高的地方流動,當資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國時,中國將呈現一片繁榮景象。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出現危機、銀行呆帳日益擴展、經濟泡沫日益顯露時,外資就會如同潮水般地撤離。如果說,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和閉關自守能使中國孤立于資本主義世界的話,那麼,加入WTO後的中國就難逃資本主義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的規律。
   

世界歷史上的「三頭政治」


   「三頭馬車」政治,並不是普遍現象,這是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現象,這是一種在「共和」名義下的「寡頭政治」。在古代羅馬共和國後期,形成過兩次「三頭政治」。凱撒、龐培、克拉蘇斯是「前三頭」,安敦尼、雷必達和屋大維為「後三頭」。古羅馬「三頭政治」最終導致羅馬共和國消亡和羅馬帝國興起,屋大維在擊敗另二頭後成了羅馬帝國的元首、奧古斯都——披著共和制外衣的皇帝。
   在二十世紀的蘇聯,列寧去世後,形成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多頭共治」的政治,當斯大林粉碎了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進行了「大清洗」後,形成了斯大林一人獨裁的局面。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的最高權力也為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莫洛托夫、赫魯晓夫等人共同掌握,當粉碎了「反黨集團」、排除了異己後,赫魯晓夫就獨攬了大權。
   

「六四悲劇」的制度根源


   國家權力可以劃分為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在這些權力中,立法權可以為一個團體(如議會,或元老會議)掌握,而國家的最高行政權需要集中統一,就像一輛車只能由一人駕駛一樣。「兩頭政治」或「多頭政治」都不能保持長期的政治穩定。在民主政治下,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為不同機構掌握,最高行政權包括武裝部隊的統帥權。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1982年中國憲法雖然規定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任期的「限任制」(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由於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政府首腦)並不掌握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權。這樣的體制不僅包藏著權力衝突的制度因素,而且,使首腦人物的「限任制」不能從根本上發揮權力制約的作用。1989年的「六四悲劇」可以在這裏找到制度上的原因。
   

「社會公正」源於國家有「正義」的標準


   鴉片戰爭後,中國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由於中國數千年帝制傳統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後,這種帝制還以「一黨專政」的面目出現。唐宋元明清的「家天下」變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天下」。
   中國的崛起,需要從根本上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這就是要有(1)國家的獨立自主和統一;(2)要建立保障國家長期穩定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包括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掌握武裝部隊的統率權,並實行「限任制」);(3)要厲行法治,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3)要有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抑制「兩極分化」的社會公正機制。
   今天的中國,許多混亂來源於在全國範圍內沒有正義標準,1989年6月3日和4日,北京並不存在「暴亂」。連這樣影響到「最高權力更迭」的大事,都可以閉著眼睛,不問是非,硬說發生了「暴亂」,那全國的貪污腐敗、假冒偽劣那不就成了「小事」了嗎?只有象1979年那樣為「天安門事件」翻案,恢復正義,才能在全中國確立「正義」的標準。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正是在「天安門事件」翻案後才得以推進的。只有有了「正義」的標準,人心順,道德行為才能廣泛傳播,社會公正才能確立起來。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地推進民主政治的建設,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社會公正三者結合起來,中國才能從根本上減弱和消除地區和民族分離主義因素,兩岸才能實現和平統一,二十一世紀中國才能建設成為富強、民主、統一、文明的國家,這正是鴉片戰爭以來億萬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
   (嚴家祺,寫於200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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