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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角度看教廷與“進化論”和解的意義

從科學角度看教廷與“進化論”和解的意義


——為科學家、也為不接受“進化論”的基督徒而寫


嚴家祺


(香港《前哨》月刊2009-4)


   今年2月10日,梵蒂岡宗座文化委員會主席、樞機主教拉伐西(Gianfranco Ravasi)表示,“進化論”與“神創論”沒有抵觸。今年3月,羅馬宗座Gregorian大學將舉辦紀念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國際研討會。教廷新聞辦公室表示,研討會將對達爾文的貢獻作出“重要評價”,並從基督教信仰角度考察進化論。

   
   基督宗教包括三大分支——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習慣稱基督教或新教)和東正教。羅馬天主教教廷公開宣佈與“進化論”和解,這將逐步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中傳佈開來,為愈來愈多的基督徒接受。當然,還會有許多基督徒會引用《聖經》中“上帝造人”的詞句,繼續否定“進化論”,但基督教世界接受“進化論”的大趨勢已無法改變。
   

達爾文《物種起源》的震撼


   在達爾文以前,在物種起源問題上,人們認為,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創造的。《聖經•創世紀》說,地上的各種生物,昆蟲、魚、鳥、野獸、人都是神創造的。這就是“神創論”。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在倫敦出版。書中用大量資料證明瞭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在遺傳、變異、生存鬥爭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自然選擇”學說的要點是,所有生物產生出的後代遠比生存下來的多,具備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生物就活了下來,不利變異就被淘汰,在這樣的“自然選擇”過程中,通過遺傳和變異,就形成新的物種和生物的進化。在達爾文看來,不是任何外來力量,不是神,而是自然選擇,才是生物進化的動力。
   從上述文字來看,“進化論”明顯與“神創論”是衝突的。於是,150年以來,基督教世界為了捍衛“神創論”,發動了對“進化論”猛烈批判,攻擊達爾文學說"褻瀆聖靈"。雖然教皇庇護十二世(Pius Ⅻ)在1950年首次提出支持研究“進化學說”,教皇保羅二世(John Paul Ⅱ)在1996年在演講中宣稱進化論“不止是一個假說”,科學發現使進化論成為“有意義的論點”。但總的來說,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還是在宣講“神創論”——“上帝造人”的同時,對進化論持否定、反對態度。
   2005年7月,天主教樞機主教蕭伯恩(Schonborn)在《紐約時報》上撰文《在自然中發現設計》,提出生物系統的“智慧設計”特點見證了上帝的創造。這就是“智慧設計論”。這是新版本的“神創論”。2005年8月,布什總統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公立學校應該同時教授“智慧設計論”和“進化論”。自此引發了“智慧設計論”和“進化論”的爭論。美國基督教會又發表出版了許多批判“進化論”的著作和文章。
   

“目的論”和“反目的論”


   “神創論”與達爾文“進化論”的衝突,是“目的論”和“反目的論”的衝突,這是“神創論”與“進化論”不可調和的根源。
   要解釋事物或現象,需要指出原因。古代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提出“四因說”。所謂“四因”,是指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也就是說,要解釋事物或現象,需要知道它的物質成分、形式、形成的動力和目的。亞里斯多德把“目的因”稱為“終極因”,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16、17世紀,由於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兒、牛頓一大批科學家的努力,一種新的世界觀開始發展起來。人們越來越不接受用“目的因”來解釋自然,而越來越用自然本身的原因來解釋自然,這是“反目的論”。
   “目的論”(teleology)是一種世界觀,是用某種目的或結果來解釋事物的學說。科學的興起和發展,使“目的論”世界觀日趨衰落。到17世紀,“目的論”已備受批評。在達爾文1859年出版《物種起源》前,“目的論”的世界觀又有局部恢復,如康得、黑格爾。康得(1724—1804年)沒有在科學的領域中恢復“目的論”。但他在1790年出版的《判斷力批判》,是一本詳盡探討“目的論”的著作。康得認為科學處理的“現象世界”是不能與“精神世界”混淆的。比康得還要晚出生近半個世紀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1770---1831年)在19世紀上半葉復活了“目的論”。黑格爾認為,世界最終有一個目的,普遍精神通過人類歷史而不斷展開,朝著世界最終目的發展。黑格爾是一個揭示運動和變化的哲學家,與16、17世紀的“機械的”世界觀相比,黑格爾的世界觀是有機的,他從演變中觀察事物,可以說,黑格爾的哲學是“有目的”的演變論,即人類為實現上帝的旨意在這個世界上不斷奮鬥的演變的哲學。
   

生物世界有大量“合目的性”現象


   在生物世界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類似有目的的現象,或者說,叫做“合目的性”現象。例如,蒲公英的種子上長著銀色的毛,像一個個降落傘,似乎是為了讓風把它吹到遠方,在適宜的地方生根、發芽。櫻桃、蘋果為鳥類提供食物,似乎又是為了鳥類把它們的種子散播到各處。還有一些植物生長出難聞的氣味、毒素來驅趕其他生物。雄孔雀長出美麗的羽毛來吸引雌孔雀。就是那些並沒有表現出完整生命特徵的噬菌體,也有某種“合目的性”。一些噬菌體長出幾條尾絲,是為了把自己的DNA注射到宿主體內。生物與非生物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生物的形態發生和行為看上去有某種“目的性”,似乎是指向一個具體目的。人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糧食,在植物中選出小麥和玉米,大量栽培和種植,這是一種明顯的“有目的”的行為,而邁克尓•波倫說,所謂農業,不過是一些植物為了“讓動物來幹活”的一種策略。小麥和玉米為了使自己更好地蔓延,“煽動人類砍倒大片森林,以便種植它們而騰出空地,而花朵的美麗貫穿所有文化;植物是這般吸引人,這般有用、這般可口,它們激勵人們去種植、去運輸、去讚美”。(注1)生物世界所存在的這些“合目的性”現象,在許多基督徒看來,正是說明神的存在和神創造生命、創造人時的設計。
   

達爾文從生物學中驅逐了“目的論”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進化是生物通過鬥爭增加生殖成功來適應局部環境。“自然選擇”是作用於生物無傾向的變異上、通過使生物的優勢變種造成更大的生殖成功率而使生物群體逐代改變的現象。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種“無目的”的進化論。進化過程沒有目的、沒有方向,一切都是偶然的、隨機的。達爾文並未否定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作用,只是把它看作比自然選擇次要的進化機制。自然選擇沒有目的性,由於適者生存的作用,卻造成了生物的進化。
   達爾文的進化論,既繼承了16、17世紀科學革命的精神,從生物學中驅逐了目的論,同時,又克服了機械論的局限性,用進化的觀點看待世界。
   然而,達爾文“無目的”的演化論中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偶然的、隨機的演化----從簡單分子到大分子、從大分子到形成生命、形成腦、形成人類----所有這些演化過程都需要時間。“無目的”的演化論之所以造成進化,依靠的是一種“偶然的、“隨機的試錯法”的進化模式。物理學家傑拉尓德•施羅德(Gerald R•Schroeder)認為:“概率論表明,在可資利用的時間內,比如500萬年至700萬年中,生物如果嚴格遵循隨機的試錯法進化模式,它們將沒有足夠的時間進化到今天的複雜狀態。”“即使變異率比目前基因活動中觀察到的高100萬倍,從黑猩猩進化到人類階段也需要經歷令人驚駭的1億代。如果假定變異率正常,那麼需要的時間將是上千億代。”(注2)
   施羅德的理論是對“隨機的試錯法”進化論的重大挑戰,但施羅德的理論忽視了“環境”的變動性。“環境”由“物理環境”和“活環境”構成。在純粹的“物理環境”下,“隨機的試錯法”的進化過程需耗時久遠,但當“活環境”因素介入進化過程時,隨機的進化過程就大大加速了。“活環境”“活”的程度是分級的。蚯蚓的“活環境”沒有魚類的“活環境”“活”;老虎的“活環境”程度比不上黑猩猩的“活環境”“活的程度”, 黑猩猩的“活環境”“活的程度”又比不上人類。人類社會的“活環境”——“活的程度”是不斷提高的。人類的“有目的”的活動又大大地提高了人類社會的“活環境” “活的程度”。正是因為人類的起源與“前人類個體”互動的“活環境”是分不開的,這種“活環境”,大大加速了人類作為一種新物種的形成。
   

現代科學與“目的論”的融合


   從17世紀到20世紀中葉,從牛頓、達爾文到愛因斯坦,科學發展的大趨勢是一步步把“目的論”排除出去,而當代分子生物學、基因研究和高速電腦技術的發展,又開始為“目的論”以新的方式進入科學開闢了道路。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科學與“目的論”格格不入。那麼,今天可以說,現代科學正在開始與“目的論”融合。
   所謂“目的”,是現在尚未實現、而希望、要求實現的一種狀態。有了一定“目的”,人在行動前,就要對已經瞭解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並進行設計,“目的”就是人腦在分析研究設計時對輸入資訊加工的規格要求。設計過程是一定條件下為實現“目的”的“最優化”過程。人類所進行的各種各樣的“設計”-----建築設計、机械设计、電路設計、藥品設計、人造物種設計,都是尋找“特定時空結構”模式的過程,是使“特定時空結構”模式通過人腦的分析研究﹐形成某種思想觀念,並把它描繪在“設計圖紙”上的過程。
   在過去,物種的形成是通過漫長的自然選擇或多代的人工培育,今後,隨著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新物種可以靠按照“預定目的”設計、通过“人為”途徑形成,也就是說,可以將不同來源的基因(DNA分子),按預先設計的藍圖,在生物體體外構建雜種DNA分子,然後導入活細胞,改變生物的原有遺傳特性,獲得新的生物物種。這種途徑就像用人工方法合成各種各樣的新化合物、新藥物、新毒品、新材料一樣,不同的是新物種的設計、製造更為複雜。
   “設計過程”與自然界中的生物進化過程相比,大大縮短了新物種的形成時間,“設計過程”在人的思維中完成了大自然中真實發生的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的“修補過程”。對一個生物體來說,“適應環境”就是“目的”,“適應”是生活在一定環境下的物種對生物體如何改進自身的結構、體腔、形態、性狀的一次又一次的“修補過程”,通過一次又一次的“修補”、 經過一代又一代的漫長的進化過程以符合“環境的規格要求”。當為了某種“目的”,或使某種物種的生物“活”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即“目的环境”)中,“特定環境”本身成了“規格要求”。 “自然環境”和“目的環境”都是“環境”。“設計”一種新物種,就是用一次(或幾次)設計代替“自然環境”中長年累月的進化。由於生命現象的複雜性和神秘性,過去,人們認為,如此複雜而精巧的“設計”只能由神來完成,今後,人類也可以設計各種各樣的生物物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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